第七集（第9/10页）

梅启良：“真是好久不跳了。”

梅启良和郑百祥各找一位女孩搭档，随着音乐跳起来。

艾丽和阿欣的舞姿远不如梅启良和郑百祥，梅启良问：“怎么，你们年轻人应该经常跳舞嘛，怎么会跳不好啊。”

阿欣说：“我们很少跳这种舞。”

郑百祥：“现在年轻人都跳迪斯科、现代舞。谁还跳咱们这种是老派的舞。”

大家说笑着跳下去。

保姆送来饮料、果盘，吴长天对李大功说：“让保姆和司机都到前边休息去吧，这儿不要人服务了，我们自己来，这样梅副市长可以放松一点。”

李大功点头，和保姆耳语几句，保姆出去了。

楼前的门房里。夜。

郑百祥的司机正在看电视，见保姆进来，问：“完了吗？”

保姆：“早着呢，且走不了呢。”

客厅里。夜。

梅启良跳得出了汗，有些气喘吁吁，一曲终了，他下场说：“哎呀，年纪大了，真是跳不动了。我像她们这么大的时候，可以跳一夜。”

吴长天示意停了音乐：“梅副市长跳得确实不错，体力虽然不行，可姿势不减当年呀。休息一会儿吧。去书房喝喝茶。”

书房。夜。

梅启良、吴长天和郑百祥坐下来喝茶。

梅启良：“哎，这茶不错，是今年的新茶吗？”

吴长天：“对，今年新采的碧罗春。”

郑百祥：“梅副市长也是喝茶的高手，个中三昧，能品出好多讲究来。”

吴长天：“呆会儿我叫大功弄一点，梅副市长带到党校去喝。”

梅启良：“这次在党校学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专题，就是研究国企改革的问题。我想什么时候抽点空，找你们这些在企业第一线的厂长经理聊聊，听听你们的看法。”

吴长天说：“国企改革最大的难点，依我看，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业主。国企的业主是谁呢，是国家。国家只是一个概念，不是具体的个人。国家专职管理国有资产的部门，也只是一个机构，所以容易出云南红塔的褚时健这种典型。国家有关部门做为红塔的业主，怎么管褚时健的？他有那么大的功劳，为国家创造了那么大的财富，国家又给了他多少物质激励和奖赏？很少很少。那么好，你不奖赏他，他自己来。他弄了上亿元的一个小金库，非一日之功吧，谁又发现他了？谁又制约他监督他限制他了？国企的头头，恐怕不止一个褚时健吧。”

见吴长天略略有些激动，梅启良笑着帮他松弛：“怎么啦，你也想当褚时健？”

虽然是松弛的话，在吴长天和郑百祥此时的情态下，却说得针锋相对、剑拔弩张。

郑百祥正色道：“我们要当褚时健早当了，比他方便多了。去贪账上的钱，没有比这个更蠢的了。这次我们吴总亲自策划了一场战役，两个月内在股市上净赚了好几个亿。我们个人要是想捞点外快，自己悄悄注册一家公司或者让自己的子女进场跟庄，也是足以一夜暴富的，可这种事我们想都没想，挣的钱全是公司的。这并不是怕你们政府的那点监督，我们是信了吴总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自概’之论，自己管住自己。”

梅启良糊涂装到底，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正说明，你们自身公而忘私，思想上对自己严格要求吗，要总结国企的成功经验，领导班子清廉自律，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嘛。”

吴长天：“国企搞得好的当然也不少，可仔细分析分析，都是各有各的特殊原因。有的是赶上了好市场，有的是借助了某种垄断体制，有的是因为领导者个人的能力品质。可是研究问题不能光从特例出发，而主要应该去研究常态。我说的这个常态，就是指人的本性。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行为动力，离不开一个‘私’字。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脉，而儒家文化的中心就是人伦。中国的社会也确实就是这么现实：一个人，做事情也好，尽责任也罢，都是先以自身为中心点，再一轮一轮地看出去，看这件事和自己的关系亲疏远近，然后再决定怎么做、怎么尽这个责。如果这件事不是为他自己做，而是为别人做，甚至仅仅是为一个机构而做，那就不一样了。在咱们中国，自古以来，为了个人而不顾家庭，为了家庭而不管团体，为了团体而损害国家损害民族损害天下的事，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