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奥斯威辛写作（第5/5页）

一个为逝去的时间写作的人，一个始终不曾忘情于记忆的人，他的眼睛，却一直在瞻望未来。出入于记忆与现实，过去与未来之间，于是成为这位公民作家的人生的全部戏剧。

纳粹的口号：“旗帜重于生命。”一个专制政体以无数无辜的生命捍卫一面旗帜，这个教训是十分惨痛的。所以，格拉斯反对革命，包括欧洲1968年革命，比较地倾向于保守秩序。他害怕革命设置超人的目标，制造持续的反革命，结果以一种强制代替另一种强制，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反对超党派，则明显与欧洲的党派政治背景有关。但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对现实介入的深度，对个体生命的实际境遇的关切。现代中国很少有像格拉斯如此忠实于记忆的作家，深入反思而且持续行动的作家，具有开阔的视界又执著于眼前事务的作家。他作为一场浩劫的无数幸存者之一经过奥斯威辛，奥斯威辛便因他而获得了永久性的文学存在。

允许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吗?

格拉斯所做的回答是:不但允许，而且必须。没有说出的事情必须说出来，不间断的言说，不同方式的言说。文学惟有保持与人类苦难记忆的联系，它才是道德的、人性的、人生的;惟有这样，它才可能返回人类的心灵，获得为其他精神创造物所没有的温暖和力量。

这就是格拉斯的启示的意义。如果说.这一意义在它的虚构性作品中是一种暗示的话，那么在他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在他的随笔和演说中则是直接的呈现，在那里，每一个细节都闪耀着一个公民作家的良知、人道主义和自由的美德。

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