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或归来（第3/14页）

别尔嘉耶夫指出，在俄国“理性也将与德国的大炮、地球仪一起从国外进口，舍此别无他途。”

中国亦然。

世界主义战胜民主主义。

激进主义战胜保守主义。

五四大旗书写着两个新鲜的语词:民主与科学。

这就是有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虽然在西方，它们已经流行了数百年。

在这里，民主与科学是一种精神，而且只能是一种精神。不能说精神不是重要的。正是这精神，把五四的一代同以“洋务派”为代表的清末一代区分开来。它表明，中国已经开始挣破“中体西用”的紧身衣，跨越唯重器物的阶段，而有可能进入照耀着理性之光的纵深地带。

科学作为一个口号，是在五四的浓厚的人文空气里产生的；一旦空气流失，所谓科学理性，就会被民族化为宋代的新儒学一样的扼杀人性和创造力的东西。而技术主义，不过是唯理性主义的一种物质形态而已。民主也一样。如果民主不是首先意味着民主精神，它便永远是“大多数”的代名词。即使名义上已经“共和”，议会政治代替了君主立宪，最后也将逃不出极权的领袖和善变的政客的玩弄。中国的传统，由来是借众凌寡的，“少数派”根本得不到保护。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三结合”，“群众专政”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实，有一个叫“十六条”的白皮书写道：“要保护少数。”试看除了意在起用有数的几个佞臣，还有什么“少数”曾经被“保护”过?

精神大于物质。

物质是具体的，为精神所包容，所渗透，所改变。其实，精神也是物质，一种异质性物质。古代把“五行”一一金木水火土一一看作“生化之源”，精神当是第六元素。在现代，没有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参与，“现代化”的生命源泉一一现代性一一就有可能枯竭。

然而，作为精神的、观念的民主与科学，毕竟缺乏社会的强大的物质基础，失去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依托，所以五四过后，“娜拉走后怎样”也就必然成为面临的一个象征性的问题。

历史的悖论。

三十年代及八十年代中期，思想知识界虽先后发动两次被命名为“新启蒙”的运动，但都旋即销声匿迹了。无论时间的长度，还是震荡的幅度，都无法与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相比拟。作为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后者虽然夭折了，但是，它仍然以“破坏主义”的革命姿态，和所揭示的系列重大的文化命题，成为中国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发掘不尽的精神资源。

三十年代的“新启蒙”，从思想到组织，都受制于一定的党派性。救亡不是必然地压倒启蒙的。鲁迅就是在救亡声中坚持启蒙的例子。在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难时刻，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要不要做奴隶?做谁的奴隶?是不是做本国人的奴隶就比做外国人的奴隶为好?在著名的“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鲁迅所以不畏“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赞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化”的口号，其实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守五四的启蒙立场。然而，他的声音很快就被一阵噪音淹没了。

及至八十年代，出版过一种名为《新启蒙》的刊物，但当压力一来，就立即停顿了。随着环境的迁流，“新启蒙”人物也便渐渐以“国学大师”的面貌出现。刊年谱，印日记，翻故纸，弄古董，功成名就，志得意满，乃至讥评起从前的启蒙者的激进倾向来。奇怪的是，有学者居然为之鼓吹，把这样一种复古主义一保守主义行为称为“另一种启蒙”。

启蒙学者是战斗的学者，十足的“刺猬”。

大约战士与学者是很难统合的，甚至天然地处于对立的状态。学者一旦批评起来，势必打破高贵的宁静，所以为保守计，首先便须过滤激情。激情是“学理”的死敌。对学者来说，雷池就是雷池“学术规范”是不能跨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