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四章（第9/14页）

“你还希望什么？波兰人从未作过这么大的让步。他们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但这些话对他们是像教义问答一般神圣的；他们不能在举起民族大旗的时候，第一步便使敏感的民族感情受到伤害……”

“我总觉得，他们实际上并不太关心农民的土地问题，又太关心各省的问题。”

“亲爱的朋友，文件会交到你的手中，它是经过你修改，并当着大家的面签字的，你还要怎样呢？”

“似乎还缺少点什么。”

“对你说来，每一步都这么困难，你太不切实际了。”

“这种话萨佐诺夫比你讲得更早。”

巴枯宁把手一挥，走进了奥加辽夫的房间。我伤心地望着他的背影；我看到，他已陶醉在自己的革命中，一时无法使他清醒。他穿着一步跨七里的靴子43，跨过了崇山峻岭和汪洋大海，越过了无数春秋和世纪，在华沙起义的后面已看到了他的“光辉的斯拉夫联盟”，可是波兰人谈到它却有的害怕，有的厌恶……他已看到“土地与自由”44的红旗飘扬在乌拉尔和伏尔加，乌克兰和高加索，甚至冬宫和彼得保罗要塞的上空了，于是他觉得当务之急是用一切办法减少阻力，消灭矛盾，不是填平山谷，而是在山谷上架起一座幻想的桥梁。

后来我们在他家里与波兰委员会的代表们会谈时，巴枯宁有些恼火地对我说：“你简直像维也纳会议上的外交官，老是咬文嚼字，在表达方式上找碴儿。要知道这不是杂志上的文章，不是文学作品。”

“就我而言，”基列尔说，“我不想为几句话争论不休，您爱怎么改就怎么改，只要基本意义不变就可以。”

“这才是好样的，基列尔！”巴枯宁兴奋地喊道。

我心想：“这家伙来的时候已胸有成竹，作好准备，在实质问题上寸土不让，因此才在文字上这么迁就。”

文件作了修改，委员会的代表都签了字。我把它交给印刷所了。

基列尔和他的伙伴们相信，我们代表一个俄国组织45的国外中心，这组织受我们支配，它是否与他们联合行动便取决于我们的意见。对他们说来，问题确实不在于文字，也不在于理论上是否一致；他们声明的信念，随时可以通过解释给予修正，这样，原来的鲜明色彩就会冲淡，变得若隐若现，以至消失。

这个组织在俄国已建立了第一批支部，这是没有疑问的——各种迹象和线索连肉眼也能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顺利的情况下便可能组成一张大网；这一切都不假，问题是这张网还没有形成，万一遇到强大的打击，整整一代人的努力便会付诸东流，刚开始编织的蛛网也会毁于一旦。

把委员会的信付印之后，我向基列尔和他的同志们谈的便是这些，我提到了起义的不合时宜。帕特列夫斯基相当清楚彼得堡的情况，因此对我的话并不感到惊异，但仍竭力说服我，认为“土地与自由社”拥有的力量和分支机构，比我们设想的强大得多。但基列尔开始思考了。

“您以为，”我笑道，“我们很强大……是的，基列尔，这没有错；我们的力量是巨大的，也是有影响的，但是这力量完全是依靠舆论的支持，也就是说，它随时可能化为乌有，我们之所以有力在于人民对我们的同情，与我们采取一致的步调。不要以为我们说‘向左走，或者向右走’，人们便会跟着我们向左或向右，这样的组织我们是没有的。”

“是的，亲爱的朋友……不过……”巴枯宁不安地在屋里踱了几步，说道。

“怎么样，难道有这样的组织吗？”我向他提出，没再往下说。

“得啦，你喜欢怎么称呼它都可以，因为当然，如果从外表的形式看……这完全不符合俄国人的观念……但你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