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50年代伦敦的流亡自由民1（第11/14页）

他想在商行里谋个职业，因为他并不笨，又有文化，应该可以挣大钱的，但没有人可以证明他的能力等等，而在英国，若没有这种证明便寸步难行。我给他写了证明；由于这证明，一个德国流亡者奥本海姆向我指出，我不应为他出力，这个人名声不好，大家怀疑他与法国警察局有联系。

这时，雷海尔39送我的两个孩子到了伦敦。他十分同情尼德戈贝。我告诉了他大家对他的反映。

雷海尔大笑起来，他要替尼德戈贝担保，仿佛这是他自己一样，并指出他的穷苦，认为这是最好的驳斥。最后这一点也使我有些相信了。晚上雷海尔出门散步，回家很迟，心情不安，脸色苍白。他到我屋里坐了一会儿，说他的头痛得厉害，准备早些上床。我望了他一下，说道：

“您心里有事，别瞒着我！”

“对，您猜到了……但首先您得向我担保，决不告诉任何人。”

“可以，但这太没意思了，您应该相信我会凭良心行事。”

“我听您谈了尼德戈贝以后心里老不踏实，尽管我给了您保证，我还是决定亲自问问他，我去找他了。这几天他的妻子即将分娩，日子非常困难……我真不好意思与他谈这种事。我把他叫到街上，最后才鼓足勇气对他说：‘您可知道，人们警告赫尔岑，请他别管您的事，’我说，‘我相信这是谣言，但请您把事实澄清一下。’他没精打采地答道：‘谢谢您，但是这没有必要，我知道这谣言是怎么来的。我在饥寒交迫的绝望时刻曾想投靠巴黎警察局，向它表示我可以随时为它提供流亡者的消息。它给我寄来了三百法郎，但后来我什么也没向它报告。’”

雷海尔几乎哭了。

“听着，在他的妻子没有分娩和复原以前，我向您保证不泄露一个字。让他进商行办事，脱离政治圈子。但如果我再听到他有新的活动，仍与流亡者们保持着联系，我就得揭露他。让他见鬼去吧！”

雷海尔走了。过了十来天，我正在用膳，尼德戈贝来了，他脸色苍白，情绪焦急。

“您可能明白，”他说，“我是下了决心才到这儿来的，除了您，没有人能帮助我。我的妻子过几个小时就要分娩了，屋里既无煤，又无茶，也没有一杯牛奶，没有一文钱，没有一个可以帮忙的女人，也没有钱请接生的。”

他确实筋疲力尽，倒在椅上，用双手掩住了脸，说道：

“我还不如让子弹打穿脑袋的好，至少不致再看到这可怕的一切。”

我马上打发人去找好心的帕维尔·达拉什，给了尼德戈贝一些钱，尽力安慰他。第二天，达拉什来告诉我，分娩很顺利。

正在这时，关于尼德戈贝与法国警察有联系的谣言越来越多了，这大概是他的仇人在兴风作浪。最后，维也纳著名的革命者和鼓动家塔乌泽纳乌40，那个曾经凭自己的一席演说使群众绞死了拉图尔41的人，逢人便说，他亲自看到了巴黎警察局的信，那是与钱一起寄来的。显然，揭露尼德戈贝对塔乌纳泽乌很重要，因此他亲自找我，向我证实这一点。

我的处境变得困难了。豪格这时住在我家里，但这以前我没向他透露一个字，现在再保持缄默就不好了，也有危险。于是我告诉了他，但没提到雷海尔，免得把他牵涉进这场戏剧，因为它的第五幕很可能要在违警罪法庭或老贝利上演。我以前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肉汤沸腾了”42，我好不容易劝住了豪格，才使他没有到尼德戈贝的顶楼去冲锋陷阵。我知道，尼德戈贝要带着抄正的稿件来找我，因此劝豪格等他到来。豪格同意了，一天早上，他气得脸色煞白，冲进我屋里对我说，尼德戈贝在下面。我赶紧放下纸笔下楼。两人已经闹开了，豪格在嚷嚷，尼德戈贝也在嚷嚷，双方的话越讲越激烈。尼德戈贝的脸被愤怒和羞愧扭歪了，面色很难看。豪格情绪激动，连话也说不连贯。这么争吵不休，只能打破脑袋，不能打破哑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