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四章（第9/14页）

这里谈的情况是我们后来逐渐知道的。巴泰勒米打算去荷兰，换了旅行装束，一只口袋里揣着经过签证的护照，另一只口袋里装着手枪，同伴是一个跟他住在一起的女人。晚上九时，巴泰勒米去找一个开汽水厂的英国人；他敲了门，女用人带他进屋，主人在会客室接见了他，然后又与他一起走进了卧室。

女用人听到他们的谈话越来越响，终于变成了咒骂，随后主人开了门，把巴泰勒米推出房间，这时巴泰勒米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向他开了枪。商人倒下死了。巴泰勒米夺门而走——那个法国女人吓坏了，早已溜之大吉，因此没事。警察听到枪声，在街上拦住巴泰勒米，他便用手枪恐吓他，警察不放他走。巴泰勒米开了枪，这一次应该说他并不想打死警察，只是吓唬他一下，但是他一只手还没挣脱，已用另一只手开了枪，以致距离这么近，警察受了致命伤。巴泰勒米赶紧逃跑，但几个警察已一拥而上，他被捕了。

巴泰勒米的仇人并不掩饰幸灾乐祸的心情，说这完全是强盗行径，巴泰勒米是企图抢劫。但是那个英国人其实并不富裕。如果不是完全疯了，很难想象一个人会在伦敦公然抢劫，何况是在人口稠密的居住区，在一个认识他的人家，晚上九时，又带着一个女人；这一切说明他决不是为了抢劫一百来镑钱（在被害者的柜子里只找到这么多钱）。

这以前几个月，巴泰勒米办了一个作坊，制造彩色玻璃，用特殊的方法在玻璃上绘制图案、阿拉伯花纹和题词等。他得为此付六十镑专利费，还缺十五镑，便向我告贷，后来准时归还了。很清楚，那件事包含着比普通抢劫更重要的原因……巴泰勒米的思想状况，他的情绪，他的偏执狂，一切都照旧。他去荷兰只是为了要从那里前往巴黎——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在这次流血事件面前，几乎只有三四个人肯好好思考一下，其余的人都在吃惊之余拼命攻击巴泰勒米。在英国被处以绞刑不是一件体面的事，与一个杀人犯有过关系也是丢脸的；最亲近的朋友离开了他……

我那时住在特威克南。一天晚上回到家中，两个流亡者在等我。他们说：“我们找您是为了向您保证，我们丝毫没有参与巴泰勒米干的这件可怕的事——我们与他有过共同的活动，因为一个人总得与别人一起干点什么。现在人们会说……会以为……”

“难道两位是专为这事从伦敦来到特威克南的吗？！”我问。

“我们非常重视您的意见。”

“算了，先生们，我自己也认识巴泰勒米，而且比两位更坏，因为我与他虽然没有共同的活动，但还没打算与他绝交。我不了解这案子，审问和判决是坎贝尔勋爵的事，我感到痛心的是这么年轻充沛的力量，这样的人才，这个在艰苦的斗争和生活环境中成长的人，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却不得不在刽子手的屠刀下结束自己的一生。”

他在狱中的表现使英国人震惊；他泰然自若，十分平静，悲伤但并不绝望，坚定但并不狂妄。他知道，对他说来，一切都完了，然而他以毫不动摇的镇静态度听完了对他的判决，正如从前坚定地、镇静地站在街垒上，站在枪林弹雨中一样。

他给自己的父亲和心爱的姑娘写了信。我看到了他给父亲的信，信上没有一句空话，非常朴实自然，他只是简单地安慰了父亲，仿佛这不是在谈他自己。

一个天主教神父为了履行职责，到狱中探望他，这个聪明而慈祥的人极其同情他，甚至向帕默斯顿21请求改变处分，但帕默斯顿拒绝了。神父与巴泰勒米的谈话是平静的，双方都充满了人道精神。巴泰勒米写信给他道：“非常非常感谢您那些仁慈的话，那对我的安慰。如果我可以成为您的信徒（当然，只有您可能使我成为信徒），但是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宗教信仰！”在他死后，神父写信给我认识的一位夫人22道：“这个不幸的巴泰勒米是个多么好的人啊，如果他可以活下去，他的心是有权得到上帝的恩典的。现在我为他的灵魂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