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11/29页）

他们在旅馆里借一间大房间，这既是卧室也是起居室，我到那里找他们，常常发现他们神色十分沮丧。她坐在一个墙角，眼睛哭肿了，没一点精神；他坐在另一个墙角，脸色死一般苍白，嘴唇毫无血色，露出迷惘的眼神，一言不发……他们有时会接连几个小时，甚至整天这么坐着，可是离这里几步路便是蓝色的地中海，便是一片酸橙树林，那里有着一切引人入胜的东西——那蓝宝石似的天空，那明朗、热闹、欢乐的南国生活。应该说他们没有争吵，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嫉妒和隔膜，也没有可以争吵的理由……他会突然站起身来走到她面前，跪在地上，有时还抽抽搭搭地反复叨咕：“我害了你，我的孩子，害了你！”她也哭个不住，相信他害了她。她常对我说：“什么时候我才能终于死去，让他一个人自由自在呢？”

这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我那么同情他们，几乎想与他们一起啼泣，但大多只是对他们说：“好啦，好啦，你们根本不是这么不幸，也不这么愚蠢，你们两个都是优秀的人；我们去划船，让忧郁消失在蓝色的海洋中吧。”我有时能这么做，把他们带出他们的小天地。但到了夜间，忧郁症重又发作……他们好像在彼此怄气似的闷闷不乐，一言不发，一句无关紧要的话便会引起争执，从心底重又唤起某种敌意。

有时我觉得，他们要不断刺激自己的伤口，似乎是因为他们能从这疼痛中得到一种乐趣，一种快感，他们需要互相折磨，正如人们需要伏特加或酸辣菜一样。不幸的是两人的身体开始显著衰弱了，他们会迅速地走进疯人院或者坟墓。

她不是天生缺乏才能，只是没有得到充分培养，又遭受了过多的损害；她的个性比他的复杂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坚韧得多，刚强得多。此外，她缺乏统一和彻底的意志，那种不幸的始终如一的精神，可是他，哪怕在极端对立的状况下，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中，依然保持着这种精神。在她身上，一方面是绝望，是但求快死，是动不动伤心啼哭的习惯，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世俗的欢乐，内心隐藏着女性的娇气，爱好衣饰和奢侈品，她只是违背自己的愿望在勉强克制而已。她平时还是注重衣着，讲究仪表的。

她希望按照当时的观念成为一个自由的女性，一个精神上担负着重重苦难的独特女性，像乔治·桑的女主人公那样的人物……但是习惯的传统的生活像一股巨大的力量，总是把她拉向相反的方面。

那构成恩格尔松的诗意气质，抵消他各种缺点的东西，那成为他本人的出路的东西，在她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她无法追随他奔驰的思想，不能像他那样从绝望一变而为嘲弄和大笑，从坦率的微笑一变而为公开的痛哭。她跟不上他，找不到联系，感到困惑……她无从理解他忧郁的思维活动中那些漫画般的表现。

恩格尔松在嬉笑怒骂中说尽了大量俏皮话和双关语以后，会越来越兴奋，马上进行即兴表演，弄得哄堂大笑；她却大为恼火，认为“他在外人面前的不体面行为”使她丢了脸。他通常会看出这一点，但兴致一来便很难适可而止，反而变本加厉逗人发笑，事后脸色涨得红通通的，流满了汗，迈着华尔兹舞步走到她跟前问道：“但是我的天，亚历山德拉·赫里斯季安诺夫娜，这一切难道不合适吗？”她哭得更伤心了，于是他蓦地变得既忧郁又痛苦，一杯接一杯地喝白兰地，然后回家，或者干脆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只得给他们打圆场，进行调停……于是他便殷勤体贴地吻她的手，一边逗乐一边请求她宽恕他的过错，有时连她也忍俊不禁，跟我们一起笑了起来。

应该解释一下，把可怜的亚历山德拉·赫里斯季安诺夫娜弄得这么伤心的那些表演，究竟是些什么。恩格尔松的喜剧天才是无可怀疑的，巨大的，那辛辣的程度连莱瓦索48也从未达到过，只有格拉索49最优异的表演，或者戈尔布诺夫50的某些故事朗诵才能相比。而且他的表演一半都是即兴式的，他总是按照一定的格式，随时补充和改变它的内容。假如他指望发展这方面的才能，让它获得正规的训练，他一定可以在当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