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14/17页）
理论对事物的态度是宗教性的，即从永恒的观点看的；暂时的、转瞬即逝的东西，无论人和事，世世代代不能走进科学的圣墓，如果进入，必然已清除血肉之躯，成为植物标本似的逻辑影子。理论的普遍意义确实可以使它生存于一切时代；它生活于当代，也像生活于历史中，不会由于身历其境，便丧失理论上的客观性。它知道，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像柱塔修士西门48一样端坐在高处，为永恒牺牲暂时的一切，为普遍的观念牺牲生动的细节。
一句话，理论家是最大的历史家，我们和群众则是你们的基础；你们是“自为的”历史，我们是“自在的”历史。49你们向我们说明，我们害了什么病，但害病的是我们。你们埋葬我们，在我们死后褒奖我们或惩罚我们……你们是医师和神父。但生病和死的是我们。
这种对立并不新奇，它对社会的演变，人类的发展，大有益处。如果人类完全相信你们，大家可能会变得合乎理性，但也会因而在一潭死水似的世界上奄奄待毙。故世的菲利蒙诺夫50曾在自己的《小丑的尖顶帽子》中写过一句题词：“如果理性得以主宰世界，那么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
理论像几何一样枯燥，像代数一样没有个性，因而可以进行广泛的概括；它必然怕感性印象，正如奥古斯都那样，要命令克莉奥帕特拉放下面纱51。但对于积极的干预，热情比理论更为必要，而人在代数中是找不到热情的。他可以理解共性，但他所爱或恨的还是个体。斯宾诺莎以他直言不讳的天才的全部力量宣告道，必须确认实际存在的只是虫蛀不坏的、永恒的、不变的东西，即物质，不能把希望放在偶然的、局部的、个别的事物上。这在原理上谁不明白？但是人接触的只是局部的、个别的、眼前的事物；如何在这两大极端中取得平衡，让它们获得和谐的结合，这正是生活的最高智慧。
如果离开这种就我们的对立观点所作的一般论述，接触到具体事物，我们尽管意图一致，仍能发现同样大的对立，即使在开头一致的场合亦不可避免。这举例较易说明。
我们对宗教的态度完全一致；但这种一致只存在于否定天上的宗教时，一旦面对尘世的宗教，我们间的距离便不可以道里计了。您从神香弥漫的阴森的寺院走进了敞亮的衙门，从盖尔非党走进了奇伯林党52，天国的级别在您那里变成了国家的级别，人为神而存在变成了人为国家而存在，上帝由集权政治所代替，神父由警察所代替。
您认为这种变化是进步，是胜利，我们却认为是新的锁链。我们既不想当盖尔非党人，也不想当奇伯林党人。您那种世俗的、国民的、刑法的宗教更加可怕，因为它丧失了一切诗意，一切幻想，一切天真的因素，您用衙门的规章制度，用国家的偶像，代替了这一切，而这个国家上面是沙皇，下面是刽子手。您希望人类从教会解放出来后，在衙门的前室中等待一两百年，让当了官的祭司和当了学者的僧侣来决定，人类怎样获得自由，获得多少自由，像我们那些解放农民的委员会一样。可是我们反对这一切；我们可能得一再容忍，退让，为环境做出牺牲，然而在您看来，这不是牺牲。当然，在这方面，您也比我们幸运。您失去了宗教信仰，仍不致一无所有，您发现，对人的世俗信念可以代替基督教，您便把它接到手中（这做得不坏）当作精神解毒丸和镇静剂向大家推销。但是我们吞不下这种药，我们憎恨您的衙门，您的集权政治，正如我们憎恨宗教裁判所、宗教法庭和《主导法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