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章 对立面（第9/24页）

然而欧洲表明，它对社会变革已经完全无能为力。

我们认为，对这种变革，俄国还不致那么无能为力，这是我们与斯拉夫派一致的地方。我们对俄国前途的信心，正是建立在这上面。那是从1848年底起我就开始鼓吹的。

欧洲选择了专制主义，挑中了帝国。专制主义便是军事体制，帝国便是战争，皇帝便是军事统帅。一切披上了戎装，只等战争爆发，但真正的敌人在哪里呢？国内——在下面，在底层；国外——在涅曼河92那边。

战争现在开始了93，它可能出现休战状态，但在全面变革开始前不会结束，只有全面变革才是重新洗牌，开始新的一局。欧洲有两大历史巨人94，他们是开拓全部西欧史的沙场老将，两个世界，两个传统，两种原则——国家和个人自由的代表，现在却有一个默默无声、既无旗号、又无名望的第三者，不合时宜地站了起来，脖子上套着奴役的绳索，粗暴地企图闯进欧洲的大门，历史的大门，他一只脚跨到德意志身边，另一只脚踹在太平洋上，狂妄地自称要步拜占庭的后尘。对这个第三者，两位沙场老将不可能听其自然，不予以迎头痛击。

这三者能否和解，较量之后，能否决一雌雄？俄国将被瓜分，还是衰老的欧洲从此堕入拜占庭的深渊？它们能否彼此伸出手来，洗心革面，开始新的生活，携手前进，还是将无休无止地厮杀？只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而且也不会从未来几代人的意识中消失的，那就是：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合理而自由的发展是与西欧社会主义的理想一致的。

2

我从诺夫哥罗德回到莫斯科，发现两个阵营已壁垒分明。斯拉夫派戒备森严，作好了战斗部署；它的轻骑兵由霍米亚科夫率领，非常迟钝的步兵则以舍维廖夫95及波戈金96为首，此外还有前沿狙击兵和志愿兵；它的雅各宾极左派否定基辅时期97以后的全部历史，它的吉伦特温和派则只否定彼得堡时期。他们在大学里有自己的讲台，在社会上有自己的月刊98，尽管这月刊常常拖到两个月以后才出版，但总是出版了。这个大本营中有黑格尔派东正教徒，拜占庭神学家，神秘主义诗人，许多闺阁名媛，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人。

我们的战争成了莫斯科文学沙龙的重要话题。一般说来，俄国当时正进入对智力活动发生浓厚兴趣的时期，那时因不能接触政治，文学问题成了生活的中心。一本优秀作品的诞生99是一件大事；批评和反批评争论不休，每篇文章都受到密切注意，仿佛从前的英国人或法国人注视议会的辩论一样。社会活动的其他一切领域遭到压制，知识阶层只得在书籍世界中寻找出路，事实上也唯独这个世界还隐晦曲折、半明半暗地透露了对尼古拉专制暴政的抗议，这种抗议在他死后才变得比较公开和响亮。

莫斯科社会通过格拉诺夫斯基，对西方向往自由的思想，对解放头脑并为此而进行斗争的思想，发出了欢呼。通过斯拉夫派，它为被侮辱的民族感情，对彼得堡的比龙式傲慢态度发出了抗议。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一下。我在莫斯科熟悉的只是两个圈子，它们构成莫斯科社交生活的两极，因此我谈的也只限于它们。起先我的周围全是一些老人，有些是叶卡捷琳娜时期的近卫军军官，我父亲的老同事，另一些是把参政院当作避风港和养老院的、他哥哥的同事。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莫斯科，文学界的上流社会，我要谈的只是这部分人。那些拿过笔和剑的老人正在等待按官级穿戴整齐之后走进坟墓，他们的儿子或孙子却不想争取任何官衔，一心“读书和思想”，至于在这两代人之间保持着或存在着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个中间地带是真正的“尼古拉罗斯”，一个平凡庸俗的世界，既无叶卡捷琳娜时期的独立精神，1812年的大无畏气概，也没有我们的追求和兴趣。这是可怜的一代，被压垮的一代，只有几个殉难者在那里挣扎，喘息，最后死亡。我谈到莫斯科的客厅和餐厅，是指普希金曾经主宰过的那些地方；在那里，我们还能听到十二月党人的声音；在那里，格里鲍耶陀夫发出过微笑；在那里，米·费·奥尔洛夫和阿·彼·叶尔莫洛夫由于在宫廷失宠而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最后，在那里，霍米亚科夫从晚上九时一直辩论到清晨四时；在那里，康·阿克萨科夫拿着摩莫卡皮帽为莫斯科大声疾呼，尽管谁也没有攻击它，每逢拿起香槟酒，便要偷偷祝告和祈祷，尽管大家知道这一点；在那里，列德金为了增进黑格尔的荣誉，论证了上帝作为个体的存在；在那里，格拉诺夫斯基侃侃而谈，发出了坚定的声音；在那里，大家怀念着巴枯宁和斯坦克维奇；在那里，恰达耶夫衣冠楚楚，抬起蜡像似的柔和的脸，发出尖刻的讽刺，惹怒了惊慌失措的贵族和斯拉夫派东正教徒，他的讽刺总是具有独特的形式，特地裹上了一层冰冷的外衣；在那里，老当益壮的亚·伊·屠格涅夫100谈笑风生，欧洲的一切名流，从夏多布里昂和雷卡米耶101到谢林和拉埃尔·瓦恩哈根102，无不遭到他的揶揄；在那里，博特金和克留科夫沉浸在泛神论的享受中，津津有味地听谢普金讲故事；最后，别林斯基有时也会像康格里夫103的烧夷弹一样突然飞进屋里，把遇到的一切统统烧成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