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八章（第9/10页）

农民们瞧不起他和他一家人。有一次他们甚至联合向参政官和我父亲告了状。参政官和我父亲要求总主教查明事实。农民控告他主持圣礼收费太贵，如不预先付钱，丧礼要拖延三天，婚礼则根本不给举办。总主教和宗教法庭发现，农民的控告事事属实，要约翰神父停职反省了两三个月。神父在亲聆主教的教诲之后，回村时不仅加倍喝酒，而且成了小偷。

我听仆人们说，在一次教堂节日中，一个老农民与神父一起酗酒，喝醉后对他说：“嗨，你也太胡闹了，还惊动了主教大人！你不肯好好干，大家自然要收拾你。”神父听了很生气，好像是这么回答：“嘿，我也有办法对付你们这些混蛋，我主持婚礼和葬礼时，专给你们念最不吉利的祈祷文。”

过了一年，即1844年夏季，我们又去波克罗夫村。满头白发的神父瘦得多了，但他照样酗酒，照样每天醉得昏昏沉沉的。每逢星期日做完祷告，他总要来找我，坐上一两个钟头，拼命喝烧酒。这使我讨厌，我吩咐别接待他，甚至躲进森林回避他，然而他照旧光顾：“主人不在家吗？没关系，伏特加总在家中吧？他不会随身带走吧？”我的仆人只得把一大杯甜伏特加送进前室，神父喝了酒，吃了咸鱼子酱，这才若无其事地回家。

最后，我们的关系终于破裂了。

一天早晨，教堂的诵经士来找我，这是个身材细长的年轻小伙子，头发向后梳，像女人似的；他的满面雀斑的年轻妻子也来了。两人都非常激动，你一言我一语，一边说一边哭，一边擦眼泪。诵经士用不自然的尖嗓子，他的太太用咬不清字音的口齿，争先恐后地说，前两天他们的怀表和首饰匣失窃了，首饰匣里有五十来个卢布，诵经士的老婆找到了贼，这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高僧和基督徒约翰神父。

证据是确凿无疑的：在神父家扔出的垃圾中，诵经士的老婆发现了失窃的小匣子上一块打碎的盖子。

他们要求我主持公道。我再三向他们解释，教会和世俗的权力不能互相干涉，但诵经士不听劝告，他的老婆也哭个不住，弄得我束手无策。我同情他们，据他估计他们的损失约值九十卢布。我考虑了一下，吩咐套车，写了一封信，派村长去见县长；我把诵经士对我的希望寄托在县长身上。傍晚，村长回来了，县长要他转告我：“别管这事，否则宗教法庭出面干涉就麻烦了。不要沾了一手蜜糖洗不干净。”这答复，特别是最后这句话，萨韦利·加夫里洛夫向我传达时非常得意。

“首饰匣是神父偷的，”他又说，“这一点正如我站在您面前一样清楚。”

我把世俗权力的答复转告了诵经士，表示遗憾。相反，村长却安慰他道：

“你这么垂头丧气还为时过早呢，结账的日子在后面。你是婆娘还是诵经士啊？”

村长和他的伙伴们真的替他报了仇。

萨韦利·加夫里洛夫是不是分裂派教徒，我不大了解。但是我父亲出售瓦西里耶夫庄园时，从那儿迁来的农民全部是旧礼仪派教徒21。这些人戒酒，机灵，勤劳，全都痛恨神父。其中有一人，农民都称他粮栈老板，在莫斯科的涅格利诺街开店做买卖。怀表失窃的事马上传到了他耳中；他经过调查，知道波克罗夫神父的女婿，一个丢了差使的教堂执事，曾向人兜售或抵押一只表，这表在一个银钱兑换商人手中；粮栈老板见过诵经士的表，他马上找银钱商，一点不错，表正是诵经士的。他喜出望外，马上带了这个消息坐车来到波克罗夫村。

诵经士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便找教区监督。过了三天，我听说神父付了一百卢布给诵经士，他们和解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诵经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