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六章（第8/15页）

“皇上得知，”他对我说，“您在参与传播危害政府的谣言。他看到您还很少悔改，因此命令把您重新遣返维亚特卡。但是我根据杜贝尔特将军的请求和有关您的情报材料，向皇上说明了您夫人的病，皇上愿意改变自己的决定。皇上禁止您进入京城，您得重新接受警察的监督，但是居住地点可由内务大臣另行指定。”

“请允许我直说，即使这时候，我也还不能相信，我的流放没有其他原因。1835年我为我没有参加过的酒会被流放；今天我又为众所周知的谣言受到惩罚。这命运太不公平了！”

本肯多夫耸耸肩膀，摊开双手，表示一切道理他都知道，于是打断了我的话：

“我是向您宣布皇上的旨意，您却向我发表议论。您向我说什么，或者我向您说什么，这都无关紧要，都是废话。现在什么也不能改变了，至于将来怎样，一部分要取决于您自己。您既然提到了您的第一次事件，那么我得特别提请您注意，别招来第三次，到了第三次，您恐怕就不能这么便宜了。”

本肯多夫微微一笑，向我表示了好意，便朝那些求情的人走去。他很少与他们讲话，收了状子，略看一眼，便丢给杜贝尔特，对求情者的诉说，只偶尔露一下表示体谅的优雅笑容。这些人整整筹划了几个月，日夜盼望着这次会见，它关系到他们的荣誉、财产和家庭；他们费尽周折，花了多少力气，才走进这间客厅，而在叩开紧闭的双扉之前，宪兵或司阍又曾把他们赶走过多少次。何况不是万不得已，他们决不敢冒昧求见秘密警察的头子；事前，一切合法道路必然都已试过。可是这个人却用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对他们敷衍搪塞，可想而知，最后不过是某个科长作出某种决定，把案件移交另一个衙门而已。那么他这么忙忙碌碌，忧心忡忡，又是为的什么呢？

本肯多夫刚走到挂勋章的老头儿面前，那人就双膝一跪，诉起苦来：

“伯爵大人，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想。”

“真不害臊，”伯爵大声呵斥，“您玷污了您的勋章！”于是怀着崇高的愤怒扬长而过，没有收他的状子。老人默默起立，无神的眼光显得恐怖而困惑，下嘴唇哆嗦着，嘟嘟哝哝不知在说些什么。

这种人异想天开，指望当一个人，却落得如此不像人样！

杜贝尔特上前向老头儿收了状子，说道：

“您这是何苦啊？好吧，您把状子给我，我会处理的。”

本肯多夫觐见皇上去了。

“我怎么办呢？”我问杜贝尔特。

“您请内务大臣挑选一个合意的城市就成了，我们不想干涉。我们明天就把全部案卷转到那里；我祝贺您获得这么顺利的解决。”

“我十分感谢您！”

离开本肯多夫那儿，我便回到了部里。我已说过，我们的主任属于那类德国人，这种人有点像狐猴，细长条子，做事不慌不忙，慢条斯理。他头脑迟钝，思路不清，要揣摩好久才能理出一点头绪。不幸我把事情告诉他时，第三厅的公文尚未送到。这事他完全没有料到，因此像晴天霹雳，吓得他话也说不连贯了，他自己也觉察了这一点，为了改正，只得对我说：“请允许我使用德语”32。也许他用德语讲话，文法错误可以少些，但意思仍不准确鲜明。我看得很清楚，在他身上有两种情绪在搏斗，他了解这处分完全不公正，但认为主任的责任是拥护政府的行动；他既不愿在我面前扮演粗野的角色，又不能忘记秘密警察与内务部之间经常存在的敌对情绪。这样混乱的思想要表达得清清楚楚，自然不易办到。最后他只得声明，在向大臣请示之前，他不便表示什么，说毕便去找他。

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召见我，向我了解情况，仔细听完以后，对我谈了他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