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18/21页）

……可以这么讲的人有多少啊！——也许他们已经讲了！……

在斯坦克维奇的小组内，只有他和博特金两人是富裕的，完全不必为衣食担忧。其余的人虽然千差万别，其实都是无产者。巴枯宁的父母对他断绝了接济；别林斯基是琴巴雷地方小官吏的儿子，因“缺乏才能”被莫斯科大学开除，只得靠写文章的微末收入糊口。克拉索夫81毕业后，到外省一个地主家当临时家庭教师，但是与宗法制农奴主一起过活叫他受不了，于是他在严寒中背起背囊，跟着一些农民的大车队，徒步跑回了莫斯科。看来，他们每个人在离开家庭接受父母的祝福时，父母（谁能因此责备他们呢？）说的都是：“唉，记着，要用功读书；读好书，给自己开拓一条道路，不要指望得到遗产，我们也没什么可以给你，你的命运靠你自己创造，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另一方面，斯坦克维奇听到的大概是：从各方面看，他可以在社会上占有一个体面的位置，他的财富和门第也使他可以出人头地。博特金也一样，从老父亲到掌柜的，家中所有的人都用言语和行为向他表明，应该尽量赚钱，使自己富上加富。

是什么感召了这些人，是谁用法术改造了他们？他们所想的，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是个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们的整个生命，他们的一切努力，全都贡献给了没有丝毫个人利益的共同事业；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贫穷，为了解决理论上的问题，前进不息。真理、科学、艺术和人道的利益压倒了一切。

注意，这种超脱世俗利益的态度，绝不限于大学时代和青年时期的二三年岁月。斯坦克维奇小组最优秀的人物死了，其余活到今天的也仍一如既往。别林斯基于努力工作和历尽辛酸之后，作为一个战士在贫困中死去。格拉诺夫斯基是为了传布科学与人道，在走上讲台时倒下的。博特金事实上没有成为商人……他们谁也未曾飞黄腾达。

两个兄弟组——斯拉夫派和我们，也是这样。试问，在现代西方的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你们会见到这么一群群思想界的隐修士，科学界的苦行僧，这种把青年的理想一直珍藏到白发皓首的狂热信徒吗？

请问，这种人在哪里？我可以大胆向你们挑战；你们只能举出一个国家，它一度可算例外，那就是意大利。但我要划定战场的界线，即对方不得从统计的范畴溜进历史的范畴。

布鲁诺82和伽利略等是为理性和科学而受难的人，在他们的时代，人们对理论的兴趣如何，对真理与宗教的热情怎样，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也知道，18世纪下半叶百科全书派的法国怎样。但往后呢？往后就……无可奉告了！

现代的欧洲没有青春，也没有青年。我这观点已遭到复辟时期末年和七月王朝时期法兰西最卓越的代表维克多·雨果的反对。他特别提出了20年代的青年法国，我也乐于赞同，承认我讲得太绝对；83但除了这一点，我仍无法对他让步。这有法国人的自白为证。只需读一下阿尔弗雷德·德·缪塞84的诗歌和《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回顾一下从乔治·桑的记载，当代的小说、戏剧和法院案卷中透露出来的法国，即可窥见一斑。

但是这一切证明什么呢？证明很多东西，不过最重要的是：德国制的中国靴子，俄国已穿了一百五十年，磨出了不少老茧，但显然还没损伤骨头，因此只要舒展一下肢体，每次都会产生一些充满生机的年轻活力。这虽然不能为未来提供任何保证，但已使这种变化显得完全可能了。

1 引自席勒的诗《断念》。

2 据传说，恺撒把自己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比较时，说过这么一句话。后来在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中，西班牙王储唐·卡洛斯复述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