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14/21页）

反对者说，这些小组上不巴天，下不着地，不过是例外的孤立现象，与大局无关，这类青年所受教育大多是舶来品，进口货，他们的观点并不新鲜，不过是法国和德国思想的俄文翻版。我们认为，这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也许，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贵族中间出现过一批外国化的俄国人，这些人割断了与民族生活的一切联系，但是他们既未发挥积极作用，也没为自己的信念建立小组，也未创造自己的文学。他们无声无息地消逝了。作为彼得一世脱离民族的方针的牺牲者，他们成了一些怪物和狂人，这种人不仅并无必要，而且不值得怜惜。1812年的战争给他们敲了丧钟，此后老的一代只是苟延残喘，新的一代则已改弦易辙。把恰达耶夫归入他们这一类，是大错特错的。

抗议，否定，对祖国的憎恨，与心平气和的外国化，可以说完全具有不同的意义。拜伦抨击英国生活，像躲避瘟疫一样逃离英国，然而他仍是典型的英国人。海涅出于对德国丑恶的政治现状的愤慨，竭力使自己法国化，然而他仍是地道的德国人。基督教是对犹太教的最大抗议，然而它仍充满犹太教精神。北美合众国与英国的决裂可能导致战争与仇恨，然而不能使北美人变成不是英国人。

人们要摒弃自己的生理烙印和传统气质，一般说来非常困难；除非此人淡泊恬静，已丧失一切热情，或者在从事抽象的理论研究。没有个性的数学，超乎人生之外的大自然的客体，不致涉及这些精神方面，不会激起这种变化；但一旦我们触及生活、艺术、道德等等问题，情况立即不同，在这里人不仅是观察者和研究者，同时也是参与者，于是我们发现，生理的局限多么难以跨越，天生的血液和脑髓中印有摇篮曲，祖国山河、风俗习惯和周围一切事物的痕迹，它们总要发生作用。

诗人和艺术家在自己真正的作品中始终是具有民族性的。不论他做什么，对他的创作怀着什么目的和思想，他所表现的，有意无意之间总会流露民族性格的某些气质，而且会比民族历史本身表现得更深刻，更显著。甚至在抛弃一切民族色彩之后，艺术家仍不会丧失某些主要特征，使人们可以据以看出，他系何许人。歌德在希腊式的《伊菲格涅亚》72中，在东方风味的《诗集》73中，仍是德国人。确实像罗马人所说的，诗人是“先知”，但他们抒发的决不是乌有之物或偶然现象，他们只是把存在于群众朦胧意识中尚未被察觉的、处于昏睡状态的东西，形诸笔墨而已。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精神中自古以来存在的一切，都由一个人囊括无遗地作了表现；它的每一条纤维，每一个迹象，每一种世代沿袭的迫害，都无意之间在他那里取得了形态和语言。

大约谁也不致认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特别是大多数民众，都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直至今日，他们也不一定了解得很清楚——要知道他们对自己也不很了解呢。但是英国人走进剧场，由于意气相投，本能上会了解莎士比亚，这是我毫不怀疑的。他听戏的时候，随着戏剧的进展，会觉得愈来愈了解，愈来愈明白。法国人聪慧敏锐，接受能力强，这样的民族应该也可以了解莎士比亚。例如哈姆雷特，这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性格，尤其在充满疑虑和苦闷的时代，在意识到某种罪恶勾当正在身旁进行，而德行遭到背弃，卑鄙宵小之徒飞扬跋扈的时代，很难设想谁会不理解这样的人物。然而一切努力与尝试都无济于事，对于法国人，哈姆雷特依然是陌生的。

上世纪的贵族一贯鄙视俄国的一切，但事实上他们仍像俄国人，比仆役之像农奴还像得多。由此可见，青年人也决不会因为读了法国和德国的科学著作便失去俄罗斯性格。一部分莫斯科的斯拉夫人，正是拿着黑格尔的书走上极端斯拉夫主义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