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六章（第8/26页）

但德维古布斯基决不是好好先生，他对我们气势汹汹，大发雷霆。我便向他胡扯一通，毫无礼貌，男爵也如法炮制，弄得他哭笑不得，只得命令我们第二天早晨上校委会听候处置。我们在那里受了半小时的盘问、审讯，处分办法便呈交戈利岑公爵去批准了。

回到班级，我把学校最高法庭的审问表演给同学看，可我还没表演五六回，突然一天上课开始前，学监（当过俄军少校的法籍舞蹈教员）带着军士，手拿命令光临了：我被判处禁闭。一部分同学送我出去，院子中已聚集了一群年轻人；显然，我不是头一个给带走的。我们经过时，大家招手，挥帽子，校警向后推开他们，但他们不走。

牢房设在肮脏的地下室，我到达时那里已关着两个人：阿拉彼托夫和奥尔洛夫，安德烈·奥博连斯基公爵和罗森海姆关在另一间屋子，48一共六人因马洛夫事件受到惩罚。只准我们吃面包和水，校长送来一些汤，我们拒绝了，这做得很对；天刚黑，学校中没有人的时候，同学们就把干酪、野味、雪茄、葡萄酒和甜酒送来了。门岗很生气，唠唠叨叨，但拿到了几个钱，便把食物送了进来。半夜后，他走远一些，让几个同学进屋探望我们。我们的日子就这么过去：夜间吃喝，白天睡觉。

学区副总监帕宁是司法大臣的弟兄，一贯忠于自己近卫骑兵的习惯，一天夜间忽然想要巡视大学地下室的国家监狱。我们刚在一张椅子下点亮蜡烛，免得外边看见亮光，动手吃我们的夜间早餐，外屋蓦地响起了敲门声，不是那种要求看守开门的轻轻叩击，那种不是怕人听不到、倒是怕人听到的声音。不，这是权威的敲门声，是命令开门。守兵愣住了，我们赶紧把瓶子和几个同学藏进小储藏室，吹灭蜡烛，奔回各自的铺位。帕宁进来了。

“你们大概在吸烟吧？”他说，与打着灯笼、跟在背后的学监从浓浓的烟雾中露了出来。“他们从哪儿弄来的火，是你给的？”

守兵发誓没给。我们回答，我们身边带有火绒。学监答应把火绒和雪茄全部没收，帕宁便走了，没有发觉帽子的数目超过人数一倍。

星期六晚上，学监来宣布，我与另一位同学已可回家，其他的人要关到星期一。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要求学监让我留下。他退后一步，看了看我，姿态优美，神色威严，在芭蕾舞中，皇帝和英雄就是这样表现他们的愤怒的。他说了一句：“那您就待着吧。”便走了。最后这一越轨行为使我在家中受到的责备，比整个事件更多。

这样，我头一次不在父母家中过夜，而是睡在禁闭室中。不久我又尝到了另一种监禁的味道，那已不是八天，而是九个月，九个月以后也不是回家，而是流放。但这已是后话。

从此我在班级中获得了普遍的喜爱。本来大家公认我是好学生，马洛夫事件后，我像果戈理笔下的著名夫人49一样，成了一切方面都尽善尽美的好学生。

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学到什么，学得很好吗？我认为：“能。”与40年代相比，当时的教学贫乏一些，知识面也窄一些。然而大学不应该是科学教育的终点；它的责任是使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腿继续走路，是提出问题，启发思考。有些教授正是这样做的，如米·格·帕夫洛夫50，另一方面，卡切诺夫斯基51那样的人也是这么做的。何况使大学生得到发展的主要不是讲义和教授，而是年轻人之间的接触，思想的交流，学习的切磋……莫斯科大学尽了自己的责任；教授们曾以自己的讲课帮助了莱蒙托夫、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卡韦林52和皮罗戈夫53等人的成长，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打波士顿牌，更可以心安理得地长眠在九泉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