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六章（第18/26页）

我回来时，死一般的沉寂笼罩着小屋；按照俄国习俗，死者给移到了客厅桌上，稍远处坐着他的朋友画家拉布斯122，正含着眼泪用铅笔勾下他的遗容。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合抱着手，露出无尽的忧伤，默默站在死者身旁。任何美术家都塑造不出这么崇高而深刻的《哀悼》。这女人年纪不轻了，但还保持着一种严峻端庄的美；她披着一件银鼠皮镶里的黑丝绒长斗篷，一动不动地立着。

我停在门口。

静寂持续了两三分钟，突然她俯下身子在死者额上重重吻了一下，说道：“永别了！永别了，我的朋友瓦季姆！”然后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了里屋。拉布斯还在画，向我点点头；我们不想讲话，我默默坐到窗边。

这妇人是为12月14日事件流放的扎哈尔·切尔内绍夫伯爵的妹妹叶·切尔特科娃123。

西蒙诺夫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梅尔希杰克主动提出，要让瓦季姆葬在他的修道院中。梅尔希杰克是普通木匠出身，狂热的分裂派教徒，后来皈依正教，当了修士，成为修道院长，最后当了修士大司祭。尽管这样，他仍保持着木匠的本色，就是说没有失去良心、宽阔的肩膀和红润健康的脸色。他认识瓦季姆，重视他对莫斯科历史所作的研究。

死者的遗体抬到修道院门口，大门开了，梅尔希杰克率领全体修士低声唱着忧郁的赞美诗，把受难者的简陋灵枢迎进了墓园。离瓦季姆的坟墓不远，安眠着我们所宝贵的另一个人的遗骸，那便是韦涅维季诺夫124的坟墓，墓碑上写着：“他历尽风霜，而一生又如此短促！”瓦季姆也度过了多灾多难的一生！

命运对此还不满足。真的，为什么年老的妈妈如此命长？她看到了流放的终结，看到了孩子们那青春焕发的年代，那才能的光芒，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谁珍惜幸福，谁就得及早辞别人间。世上无持久的幸福，正如没有永不融化的冰雪一样。

瓦季姆的大哥在季奥米德战死后几个月也死了；他得了感冒，没有及时治疗，以致受尽折磨的身体支持不了。他还不满四十岁，但他已是最年长的一个。

这三具棺木，三个朋友，在身后留下了漫长的黑影；送殡的黑纱和香炉的烟雾，笼罩了我青年时代的最后一些岁月……

几个同学被捕之后，过了大约一年，审判结束了。他们的罪名是（正如后来之于我们，将来之于彼得拉舍夫斯基125小组成员一样）企图组织秘密团体，发表犯法的言论。为此他们被送往奥连堡当兵。一个被告得到了尼古拉的另眼相看，那就是孙古罗夫126。他已经毕业，踏进社会，结了婚，有了子女；他被判褫夺公权，流放西伯利亚。

“几个青年学生干得成什么？还不是白白葬送了自己！”这话是有道理的，持这种论调的人对我们后一代俄国青年的明智应该感到满意。在孙古罗夫事件及继之而来的我们的事件之后，直到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这中间经过了平静的十五年，正是这十五年使俄国几乎一蹶不振，也正是这十五年毁灭了两代人：年老的一代胡作非为，虚度一生；年轻的一代从小即被毒害，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它那醉生梦死的代表者。

十二月党人之后，建立团体的一切企图事实上均未成功；力量的贫乏，目的之不明确，说明必须采取其他途径——内部的准备工作。事情确实如此。

但是在理论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看着千百名波兰人戴着脚镣手铐走过弗拉基米尔大道127，看着农奴制度的现状，看着一位名叫拉什克维奇的将军在霍登广场上把士兵鞭打致死，看着大学生们突然失踪，而能无动于衷的青年，我们还可以向他们期望什么呢？为了这一代人精神上的净化，为了给未来提供保证，他们必须愤怒，必须不顾一切，视死如归。对十六七岁的孩子的残酷惩罚，是惊心动魄的一堂课，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锤炼；伸向每人头上的野兽的利爪来自没有心肝的胸膛，它早已惊醒了桃色的梦，那种认为会对青年发善心的幻想。玩弄自由主义词句是危险的，从事秘密活动更是不可想象。一滴不小心为波兰洒下的眼泪，一句大胆说出的话，可以换来几年的流放，特务的迫害，甚至单人牢房。但正因为如此，这些说出的话，这些流出的眼泪，才格外重要。有时青年人会因而丧生，但他们死了，为解开俄罗斯生活的斯芬克司之谜128而进行的思想活动，不仅不会中止，而且会证明它的憧憬是完全正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