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一章（第5/9页）

照料我的有两个保姆，一个俄国人，一个德国人。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和普罗沃太太都是非常善良的女人，但是我不能整天看她们织袜子，或者彼此挖苦揶揄，我感到寂寞，因此一有机会便溜进参政官（过去的公使）住的那半边屋子，找我唯一的朋友、他的听差卡洛。

比卡洛更和善、更亲切、更随和的人，我还很少见到。他在俄国孑然一身，举目无亲，又讲不好俄语，因此对我怀着女性的温情。我在他屋中常常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我纠缠他，捉弄他，跟他淘气，但他总是露出忠厚的微笑忍受这一切，为我用硬纸板剪种种美妙的图形，用木头雕刻形形色色的小玩意儿（我正是因此才多么喜欢他啊！）。到了晚上，他便从藏书室带一些图画书上楼，拿给我看，例如格麦林和帕拉斯的游记32，还有一本厚厚的书，名叫《世界图像》33，它叫我百看不厌，后来读得连它的皮封面都磨破了。卡洛往往接连一两个小时指着同样几幅画，把同样几句解释翻来覆去讲千百遍。

我的生日和命名日快到了，卡洛忽然躲进自己的房间，锁上了门，从那里传出锤子和其他工具的声音。他离开房间时，总随手把门锁上，从走廊上匆匆走过，有时提一锅胶水，有时拿一包不知什么东西。可以想象，我多么盼望知道他在制作什么，我派仆人的孩子去探听消息，但卡洛守口如瓶，非常警惕。一天我们发现楼梯上有个小窟窿，正对他的房间，但这也无济于事，我们只能望见上半扇窗和一幅腓特烈二世34的画像，他那个大鼻子，那枚大宝星勋章，那副干瘦的鹞鹰似的凶相。过了两天，噪音停止了，房门打开了，屋里一切照旧，只是地上留下了一些金纸和花边的碎屑。我被好奇心折腾得满脸通红，卡洛却装得若无其事，故意回避这个使我苦恼的问题。

在那庄严的一天到来之前，我始终生活在烦恼中。到了那天，清早五点我已经醒来，琢磨卡洛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到了八点钟，他来了，穿着蓝燕尾服，白坎肩，打着白领结，可是两手空空的。“这要到什么时候才了结啊？会不会他搞坏了？”时间在过去，普通的礼物送来了，戈洛赫瓦斯托娃姑姑的听差已经带着包在餐巾里的贵重玩具来了，参政官也已把一些小玩意儿送来，但是对那件神秘的礼品的不安的期待，使我丧失了对这一切的兴趣。

突然，到了饭后或茶后，保姆仿佛毫不在意似的对我说道：

“您请下去一会儿，有一个人找您。”

我想：“这就是了。”马上用双手撑在楼梯扶手上，滑了下去。大厅的门吱吱轧轧地打开，乐声响了，屋中间挂着一幅透明画，灯点亮了，画上是用我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花字。仆人的孩子们穿了土耳其服装，向我呈上糖果，接着是木偶表演或者室内焰火。卡洛忙得满头大汗，一切都是他亲自指挥，他的高兴也不亚于我。

什么礼物比得上这样的庆贺呢——我从来不希罕物品，私有观念和贪得无厌的结节35在我一生的任何年纪，从未得到发展——那种由于意外的乐趣引起的疲倦感，那大量的蜡烛、金箔和火药味，是多么妙啊！美中不足的可能只是缺少一位同伴，但是我整个童年都是在孤独中度过的36，我对此已习以为常了。

我的父亲还有一位哥哥，比参政官更大一些，是他们的二哥37，他们与他处在公开不和的状态。他们名义上是在共同管理领地，实际上却在共同破坏领地。三个弟兄争争吵吵，共掌大权，其杂乱可想而知。两位弟弟干什么都与哥哥相反，哥哥也这样。结果村长和农民给弄得无所适从：一个要大车，另一个要干草，第三个要木柴，每人都可发号施令，每人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哥哥派了个村长，还不到一个月，弟弟就找个借口，撤换了他，另派别人，可是哥哥又不承认这回事。这样，理所当然，造谣生事、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奉承拍马的勾当层出不穷，而处在这一切底层的则是贫苦无告的农民，他们找不到正义，也找不到庇护，到处受欺压，负担着双重的劳动和漫无止境的勒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