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3/10页）

“小姐，”那好女人将双臂抱在挂着金十字架的胸前说道，“女王，上帝保佑她，的确穿着你说的那个，什么——”她踌躇着，脸红了。

“裙撑。”奥兰多替她说出口（因为这个词儿已经传到了布莱克法亚）。巴瑟罗缪太太点点头。眼泪顺着她的双颊流下。但她一边擦眼泪，一边却微笑着，因为流泪令人愉快。难道她们不都是柔弱的女人？穿裙撑就是为了掩饰这个事实，这巨大的，唯一的，同时也是不幸的事实；每个谦卑的女人都竭力否认，直到无可否认：她怀孕了，要生孩子了——其实，是生十五或二十个孩子——因此，一个谦卑女人的大部分生命都要花在徒劳的否认上，而每年中至少有一天会让她所有的掩饰都无所遁形。

“松饼热着呢，”巴瑟罗缪太太抹着眼泪说，“在书房里。”

于是奥兰多裹着织锦被单坐了下来，面前放着一碟松饼。

“松饼热着呢，在书房里。”——奥兰多一边喝茶，一边模仿巴瑟罗缪太太那矫揉造作的伦敦东区口音，从牙缝中挤出这句可怕的话来。噢，不！她讨厌这种寡淡的液体。她还记得，当年，伊丽莎白女王正是在这个房间里，双腿叉开站在壁炉旁，手里拿着一只啤酒壶。伯恩雷勋爵笨口拙舌，说话时没用虚拟语气，而是直接用了祈使句，气得女王狠狠把酒壶砸向桌子。“蠢货，蠢货，”——她的语气让奥兰多记忆犹新——“怎敢对君王使用‘必须’这个字眼！”酒壶重重落在桌面上，现在还有痕迹。

奥兰多跳起来——一想到那位伟大的女王，她就不由自主地这样做——却被被单绊了一下，跌回到扶手椅里。她不禁咒骂了起来。明天她就得去买二十码，或者更多黑色的斜纹棉布，做一条裙子。然后（想到这里她脸红了），她还需要一个裙撑，再然后（她的脸更红了）是婴儿摇篮，再然后是另一个裙撑，等等，等等……谦卑和羞耻，配合精妙地交错登场，让她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人们似乎可以看到时代精神，时热时冷地拂过她的脸颊，而如果时代精神在她脸上有点不均匀，或者她在为嫁人脸红之前却先为穿裙撑脸红，那一定是因为她身份暧昧（她的性别现在也还没定论）而且之前一直过着不检点的生活。

她的脸色终于恢复了正常，看来时代精神——如果真的是它在作怪的话——暂时偃旗息鼓，不声不响了。这时，奥兰多伸手到怀里摸索，似乎在找一个饰品盒，或是某段旧爱的信物，但她拿出来的并不是这类东西，而是一卷纸，上面满是海水、鲜血和旅途风尘的污迹——原来是她的诗作《橡树》的手稿。这些年来，她始终把这卷手稿揣在怀里，经历了千难万险，如今，这卷手稿有些页污迹斑斑，有些页残缺不全，此外，由于和吉卜赛人住在一起时，她无法得到纸张，只得在原有纸页的边边角角写满字，写得行与行之间密不透风，以至于整份手稿看上去就像一块针脚细密、补了又补的破布似的。她翻开第一页，只见上面用稚嫩的男孩字体写着日期：“1586年”。不知不觉间，她写这首诗已经快三百年了。该是结束的时候了。于是，她翻开手稿，给笔醮上墨水，读了起来，她一会儿字字细看，一会快速浏览……她边读边想，这么多年来，她竟然几乎没什么变化。她曾是个忧郁少年，迷恋死亡，恰如少年；后来，她变得多情而轻佻；而后，她又变得洒脱而愤世嫉俗；时而尝试散文，时而热衷戏剧。然而，她对自己说，尽管经历了这一切，她的本质却丝毫没有改变：依然内向而热爱沉思，热爱自然和动物，热爱乡村和四时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