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平衡的艺术（第2/8页）

于是我们把珍妮弗送到了诊室，一个护士大概是察觉到了我们的恐惧与惊慌，安慰我们要往积极的方面想，至少现在孩子还在。现在想想看，这鼓励对我们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刻不容缓，我们全家都加入了一场为期两个月的漫长斗争之中：珍妮弗每天只活动半小时，其余23个半小时都平躺在床上静养接受医疗观察，尽一切努力保住孩子。我们谁都不知道她为此做出的努力能不能成功，她不畏一切困难，只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在子宫里再多待上61天。即使医生说我们只能等待奇迹的发生。

几天后，我已经记不清当初我是怎么在凌晨4点赶到医院的，能记得的只有深深的恐慌。无论是在开创事业、安置家业，还是写这本书时，我都没这样恐慌过。现在我全部的精力都花在我太太和我的两个孩子的身上：一个还在他母亲肚子里，另一个在星期六早上发现来给他准备早餐的是外婆，而不是他的爸爸妈妈。就在星期一早上7点的时候，我平时坐上火车去上班的时间，我猛然警醒。对于可预见的未来，虽然我不知道它将持续多久，我必须从头规划我的时间分配，把个人情感和精力都暂时放在一边。

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我用以平衡事业、家庭、个人目标和事业目标的标尺需要重新调整刻度，不知道要持续几个月。我个人的计划和需求必须缩短到最小化，我得把时间和精力的天平全力倾向珍妮弗和丹尼尔这边。我希望每时每刻都能陪伴在珍妮弗身边，我担心万一我不在就会发生什么不测。（说得好像只要我在，就能帮她稳定住形势一样。）我还要肩负起每天照顾丹尼尔的责任，虽然我笨手笨脚得就好像是穿着珍妮弗的鞋子蹒跚学步，像小心翼翼参加生日派对的客人，或是努力保持平衡的跷跷板玩伴。我知道这会让我无暇顾及自己个人的生活，但当我的家庭遇到状况时我必须权衡利弊。

其实我完全可以选择其他办法来应对这种状况，而且每一种办法从客观角度来看都是合情合理的。比如说，我可以每天在家睡觉而在白天陪着珍妮弗。我也有理由每隔一天去一次公司。我甚至还能挤出时间做些其他事，像往常一样生活。但是对我来说，选择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也只有一个。

因此，自打那天晚上开始，我也跟着珍妮弗一起搬进了莫里斯镇医院，珍妮弗房间里的折叠躺椅就此成了我的新床。我们每天连续不断地让珍妮弗处于除了平躺，就是补充营养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长地延续她的孕期。一天天过去了，我们一起生活在那间病房里，感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祈祷时间也能一天天地延长。

渐渐地，我开始对这种状况感到不适，我不能没有工作。我一直没有时间查看邮件或与公司联系，把所有工作都留给了我的长期合伙人柯克。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接受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我试着重新开始工作。我从医院餐厅借了一张桌子作为我的新办公桌，我带来了笔记本、手提电脑和两部手机。我定期安排我的一部分员工从曼哈顿飞到莫里斯镇郊区来参加每周例会。我通过电话和邮件与客户沟通商谈，几乎不与公司以外的人见面。不在医院的时候，我把时间尽可能多地留给丹尼尔，送他上下幼儿园，接送他去外祖父母家，带他去游乐场玩，或者带他去他最喜欢的比萨店吃晚饭，给他讲睡前故事。

这种失去平衡控制的情况简直可以在一个人心里留下阴影，但结果还是好的，我们的第二个儿子迈克尔最终在胎龄34周时出生。我们所有人都在这61天的时间里熬了过来，珍妮弗、丹尼尔和迈克尔都平安无事，孩子们的外祖父母都精力充沛、快乐欣喜，我的公司也没有因为我的缺席而承受巨大损失，一切运转得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