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12/25页）

①条顿会为十二世纪时半军人半慈善性质的日耳曼团体。

可是这纯粹是法国的产物，那些人物是几百年来从未改变特征的法兰西民族。这类特征，克利斯朵夫借着奥里维的眼睛在执政时期的执政官与独裁者身上看到，在某些思想家，行动者，和大革命以前的改革家身上看到。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党，工团主义者，都用着那种悲观的理想主义和自然斗争，不存幻想，也不灰心，象铁腕一般支撑着民族，往往也鞭挞民族。

克利斯朵夫一朝呼吸到这些神秘的斗争的气息，就开始懂得偏执狂的伟大，懂得为什么法国人对它这样的忠诚不二，为什么别的更善于调和的民族不能了解。象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他最初只觉得法兰西共和国标榜在一切建筑物上的口号②，和法国人的专制思想对照之下非常可笑，便尽量的加以讥讽。现在他可第一次看见了他们所热爱的、富于战斗性的“自由”的意义，——看到了理智的刀光剑影。那并不象他先前所想的，对法国人只是一句好听的话，一个空洞的观念。在一个需要理智高于一切的民族，为理智的斗争自然也高于一切的斗争。固然这种斗争被一般自命为实际的民族认为荒谬，但是有什么关系？用深刻的眼光来看，那些为了征服世界，为了帝国或为了金钱的斗争；何尝不是同样的虚空？不论是哪种斗争，百万年后还不是同样的化为乌有？但要是人生的价值就靠着斗争的剧烈性，靠着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而迸发全部的生命力，便是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那末，除了法国那些为了拥护理智或反对理智的永久的战斗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战斗更能为生命争光的？而凡是尝过这种辛辣的滋味的人，对世所盛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毫无生气的宽容，只觉得太平淡，太没有丈夫气。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有补偿的，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可以发泄他们的精力。可是他们的民族的力量并不在于宽容，宽容只有在许多党派中间成为英勇的行为的时候，才成其为伟大。但在现代的欧洲，宽容往往只是麻木不仁，缺少信仰缺少生命的表现。英国人借着伏尔泰的一句名言，说“英国靠了信仰纷起而得到的宽容”，法国经过了大革命还没有能得到。——那是因为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比自称为有信仰的英国反而更有信仰。

②法国公共建筑物上大半镌有大革命时期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象维吉尔带着但丁游地狱一样，奥里维带着克利斯朵夫看过了理想主义的钢铁志士，看过了为理智的战斗以后，直爬到山巅：那儿才有清明恬静的，真正超脱的，一小群法国的优秀人物。

他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超脱的人物。象停在凝静的天空的鸟一样的潇洒……在那个高度上，空气那么纯洁，那么稀薄，克利斯朵夫简言不容易呼吸。这儿你可以看到一般艺术家自命为神游于绝对自由的梦境中，——看到一般极端的主观主义者，象福楼拜一样瞧不起“相信万物是实有的伧夫”；——看到一般思想家，以他们动荡的复杂的思想，摹仿着动荡不已的万物的波涛，“昼夜不息的流转着”，哪儿都不愿意停留，哪儿都不会遇到稳固的陆地或岩石，象蒙丹所说的“不描写生命而只描绘过程，一天复一天，一秒复一秒的过程”；——还有一般学者明知四大皆空，明知人类是在这个虚无中造出他的思想、他的上帝、他的艺术、他的科学的，可是他们继续创造世界和它的规则，创造那个昙花一现的梦境。他们并不向学问求安息，求幸福，甚至也不求真理：——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真理的把握；——他们只是为学问而爱学问，因为它是美的，唯有它才是美的，真的。在思想的峰巅上，我们看到这些学者，热烈的怀疑主义者，不理会什么痛苦，什么幻灭，甚至连现实也不以为意，只顾闭着眼睛，听着许多心灵无声无息的合奏，听着数字与形式的微妙而壮丽的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