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22/44页）

在克利斯朵夫做的许多冒失事中间，有一桩是跟吕西安·雷维-葛作战。他到处遇到他，而对于这个性情柔和的，有礼的，表面上完全与人无损，反显得比他更善良，至少比他更有分寸的家伙，克利斯朵夫没法藏其他过于夸张的反感。他逗吕西安讨论，不管题目如何平淡，克利斯朵夫老是会把谈锋突然之间变得尖锐起来，使旁听的人大吃一惊。似乎克利斯朵夫想出种种借口要跟吕西安拚个你死我活；但他始终伤不到他的敌人。吕西安机灵之极，即使在必败无疑的时候，也会扮一个占上风的角色；他对付得那么客气，格外显出克利斯朵夫的有失体统。克利斯朵夫的法语说得很坏，夹着俗话，甚至还有相当粗野的字眼，象所有的外国人一样早就学会而用得不恰当的，自然攻不破吕西安的战术了。他只是愤怒非凡的跟这个冷嘲热讽的软绵绵的性格对抗。大家都派他理屈：因为他们并看不出克利斯朵夫所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情形：就是说吕西安那种和善的面目是虚伪的，因为遇到了一股压不倒的力量而想无声无息的使它窒息。吕西安并不急，跟克利斯朵夫一样等着机会：不过他是等机会破坏，克利斯朵夫是等机会建设。他毫不费力的使高恩和古耶对克利斯朵夫疏远了，好似前此使克利斯朵夫慢慢的跟史丹芬家疏远一样。他使他完全孤立。

其实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在努力往孤立的路上走。他教谁都对他不满意，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党派，并且还进一步反对所有的人。他不喜欢犹太人，但更不喜欢反犹太的人。这般懦怯的多数民族反对强有力的少数民族，并非因为这少数民族恶劣，而是因为它强有力；这种妒忌与仇恨的卑鄙的本能使克利斯朵夫深恶痛绝。结果是犹太人把他当做反犹太的；而反犹太的把他当做犹太人。艺术家则又认为他是个敌人。克利斯朵夫在艺术方面不知不觉把自己的德国曲谱表现得特别过火。和某种只求感官的效果而绝不动心的巴黎乐派相反，他所加意铺张的是强烈的意志，是一种阳刚的，健全的悲观气息。表现欢乐的时候又不讲究格调的雅俗，只显出平民的狂乱与冲动，使提倡平民艺术的贵族老板大片反感。他所用的形式是粗糙的，同时也是繁重的。他甚至矫枉过正，有意在表面上忽视风格，不求外形的独创，而那是法国音乐家特别敏感的。所以他拿作品送给某些音乐家看的时候，他们也不细读，就认为它是德国最后一批的瓦格纳派而表示瞧不起，因为他们是一向讨厌瓦格纳派的。克利斯朵夫却毫不介意，只是暗中好笑，仿着法国文艺复兴期某个很有风趣的音乐家的诗句，反复念道：……得了罢，你不必慌，如果有人说：这克利斯朵夫没有某宗某派的对位，没有同样的和声。

须知我有些别人没有的东西。

可是等到他想把作品在音乐会中演奏的时候，就发见大门紧闭了。人们为了演奏——或不演奏——法国青年音乐家的作品已经够忙了，哪还有位置来安插一个无名的德国人？

克利斯朵夫绝对不去钻营。他关起门来继续工作。巴黎人听不听他的作品，他觉得无关重要。他是为了自己的乐趣而写作，并非为求名而写作。真正的艺术家决不顾虑作品的前途。他象文艺复兴期的那些画家，高高兴兴的在屋子外面的墙上作画，虽然明知道十年之后就会荡然无存。所以克利斯朵夫是安安静静的工作着，等着时机好转；不料人家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助。

那时克利斯朵夫正跃跃欲试的想写戏剧音乐。他不敢让内心的抒情成分自由奔放，而需要把它限制在一些确切的题材中间。一个年轻的天才，还不能控制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的人，能够定下界限，把那个随时会溜掉的灵魂关在里头当然是好的。这是控制思潮必不可少的水闸。——不幸克利斯朵夫没有一个诗人帮忙；他只能从历史或传说中间去找题材来亲自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