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第3/4页）

我在纽约上的学，后来移居到了波士顿，再后来又搬走了。我们似乎总是在搬家——有些新家反不如旧家。但是不管城镇有多小，我总是能找到一个修自行车轮胎的地方，一个卖冰激凌的地方，和一个放电影的地方。

山谷里似乎遭了洗劫，没有回声。这是因为要对声音进行柔和的特殊处理，使得经过压缩的语音与昏暗大厅里月白色屏幕上的一系列图片动作达到一致。一个男人一拳把他的同伴打进了高高摞起来的板材箱堆里。一个皮肤格外光滑的女孩，挑起一道弯弯的眉毛。从河对岸护林人工作的地方远远传来一记沉重的关门声，声音和画面没有配合好。

三

我已经足够老迈，能记起昔日的铁路客车。我年幼时崇拜火车，长大一点后转而关心提速问题。昔日的火车至今不时隆隆地驶过我的梦境，车窗憔悴，灯光昏暗。它们听任煤灰遮盖了自己的青春年华，色调变得与工厂车间和贫民窟的墙壁相差无几。假如不是这样，它们本身的颜色经过风雨无阻的长途征程，也就完全脱落了。说到贫民窟，那是进入城市前不可避免的景观，犹如要习得平常知识先得有语法规则并出点错一样。车厢一头堆放着低矮的学生罚站帽，用它可以软塌塌地盛一点矿泉水（一阵半透明的清凉感会传到指头上）。出水的是个小喷泉，人一碰，水就乖乖地抬头冒出来。

老人们就像比我那个时代更为古老的童话故事里的白发摆渡人，断断续续地唱着他们的“下一个”，为旅行者检票。如果旅途较长，旅客当中肯定有许多疲惫不堪的士兵，四处乱躺着；也肯定有一个精神饱满的醉醺醺的士兵，来回乱窜，只有苍白的脸色把他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样的人总是单独出现：一个怪人，泥塑的年轻造物。一些相当现代的历史教科书将这一时期巧言称为汉密尔顿(1) 时期——这个称谓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学者提出的，为的是让没头脑的人受益。

不知怎么的，我那聪明却又不切实际的父亲，不能充分地适应学术环境，所以在一个地方待不了很久就要换一个地方。我现在还能清晰地回想起这一切，不过有一个大学城记得尤为真切：没有必要说出它的名字，只消说，与我们相隔三块草坪，在一条树木茂盛的巷子里，坐落着一幢房子，它现在是一个国家的麦加圣地。我记得在一棵苹果树下，阳光洒满花园的椅子，一条漂亮的古铜色猎犬，一个胖胖的长满雀斑的男孩，膝盖上摊着一本书。在树篱荫凉处，我摘下了一个伸手可及的苹果。

旅游者如今拜访那个一代伟人的出生地，观看具有那个时代特征的家具——家具为了能永远珍藏，用长毛绒绳子围了起来，大家自觉地站在绳子外面——那个时代和我有意外之缘，我怀疑他们能否感受到与之相联系的自豪感。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图书管理员在索引卡上填上多少我发表过的论文的标题，我都将作为曾在巴雷特扔过苹果的人流传后世。

七十年代(2) 是科学发现多得惊人的时代，那时出生的人除了风筝或玩具气球外再没见过会飞的东西（就我理解，玩具气球有三四个州现在还允许使用，尽管最近德·萨顿博士对此问题发表了几篇文章）。对他们来说，想象飞机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了，特别是这些辉煌壮丽的机器展翅飞翔的旧照片缺乏只有艺术才能将其保存下来的生动性。但说来也够奇怪的，从没有哪位大画家将飞机选为专门描绘的对象，将他的天才注入其中，从而使飞机的形象得以保存，不致变质。

我认为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在许多方面都是过时的了，而这许多方面也碰巧都在我研究的科学分支以外。很有可能我这么老的人人格是分裂的，就像那些欧洲小镇，一半在法国，另一半却在俄国。我知道这一点，小心前行。我根本没有打算提高自己对飞行器的兴趣，也没有病态地后悔没有研究飞行机器。但与此同时，我又无法抑制把过去当作一首交响乐而向往的浪漫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