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诗人（第2/6页）

纪念大会开始前几分钟，发言人还聚在主席台后面的会议室里，门一阵风似的打开了，闯进来一个身强体壮的老头，身穿一件双排扣大衣——这身衣服在他身上或在别人身上时日已久，历尽风霜。两位佩戴袖章的大学生兼任会务，过来要挡住他，他根本不予理会，昂首挺胸地径直走到众发言人跟前，一欠身，说道：“我是佩罗夫。”

我的一位朋友，年纪几乎长我一倍，当年那番情景的见证人中如今只有他还健在。他告诉我，当时会议主席（是一家报纸的主编，对付擅自闯入的人很有经验）眼皮抬都没抬，说：“赶他出去。”没人遵命——也许是因为大家对一位看上去醉得不轻的老先生还存有几分敬意。他在桌边坐下，选中了一个长得最为面善的人，开始问话。此人名叫斯拉夫斯基，是个翻译家，翻译过朗费罗、海涅、苏利·普吕多姆(1) （后来还有一个恐怖组织的成员）。老头语调平淡，问“纪念碑捐款”是否已经筹齐，如果筹齐了，他什么时候能拿到手。

所有的记述一致认为他说要钱的话时出奇地平静。他也没有过分强调要钱的事。他只是说了此事而已，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话有可能引起怀疑。大家不知所措，这么奇怪的一件事，一开场就是这么个老头，来到那间不好找的隐秘屋子，当着那么多各界名流，翘着一大把老族长式的胡子，迷糊着一双棕色老眼，挺着个土豆似的大鼻子，平平静静地打听会议上的钱财问题，甚至不打算出示任何证据。就是普通的江湖骗子，也恐怕要弄出点证据示人吧。

“你是诗人的亲戚？”有人问道。

“我的名字叫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佩罗夫，”老头耐心地答道，“依我理解，我家的一位后人应该在会堂里，可是哪儿都找不到。”

“你多大岁数？”斯拉夫斯基问道。

“我七十四岁，”他答道，“连续歉收好几年了。”

“你必须明白，”演员叶尔马科夫说，“我们今晚集会纪念的那位诗人淹死在奥列杰日河里了，距今整整五十年。”

“Vzdor（胡说），”老头反驳道，“那是我演的一出戏，原因嘛我自有道理。”

“那么现在呢，我亲爱的伙计，”主席说，“我真的认为你该走了。”

他们从他们的意识中赶走了他，然后鱼贯而入，走上了灯火辉煌的主席台。主席台上另有一张会议桌，铺着庄重的红色桌布，桌后面摆着必要数目的座椅。会议桌上放着一个传统的玻璃酒瓶，闪闪发光，晃得台下参会者眼睛迷离，已有好一阵子了。这个酒瓶靠左，众人可以欣赏到一幅油画，从舍列梅捷夫斯基画廊借来。画上是二十二岁的佩罗夫，皮肤黝黑的年轻人，披头散发，衬衣领子敞开着。油画的底座用绿叶和鲜花做了细致装饰。讲台的正前方也摆着一只阴沉沉的玻璃酒瓶，一架大钢琴等候在台侧，稍后便会被推到台中央，为有音乐的节目伴奏。

大厅里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有文人骚客，有见多识广的律师，有教师学者，有热情洋溢的男女大学生，等等。还有几个便衣警察，受命出席会议，分散在会场上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因为政府根据经验知道，一本正经的文化聚会有一种特殊本领，常会悄无声息地演变成狂乱的革命宣传。事实上，佩罗夫早期诗歌中有一首就遮遮掩掩但很善意地提及了一八二五年的动乱，这让人不得不防。像“西伯利亚落叶松的萧萧悲鸣与地下矿产相呼应（sibirskikh pikht oogrewmyi shorokh s podzemnoy snositsa roodoy）”这样的诗句，要是在公众场合朗诵，实在难说会闹出什么乱子来。

有一种记述是这样说的：“很快大家明白了，情况隐约有点像一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闹剧，正在酝酿一种拙劣的悬疑气氛。”（作者认为是指《群魔》中著名的一章。）这都是因那位老先生而起，他故意跟着纪念会主席团的七位委员，走到台上，还打算和他们一起在主席台上就座。大会主席盘算着还是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厮打起来为好，便使了个招不让他坐下来。他堆起在公共场合下自会堆起的礼貌笑脸，悄悄对这个大胡子族长说，要是不放开斯拉夫斯基紧握的椅子背，就将他赶出会场。那张椅子已经被控制在斯拉夫斯基铁钳一般的手里，他表面上不动声色，手上一使劲，悄悄地从老头粗糙的手里夺了过来。老头不松手，但椅子已不在他掌控之中，他便没有座位可坐了。他四面看看，瞧见了台侧的钢琴凳，便沉着冷静地将它拉上台来。幕后的服务生伸手阻拦，只慢了不到一秒钟，没有拦住。老头将凳子放在离主席台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坐了下来，立马成了地位突出的一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