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月旅行（第4/45页）

在《信使报》上，他们弄错了她的年龄。她四十五岁。他们用姑娘的姓称呼她，尽管她一直和里果维系着婚姻关系，然而这件事，除了里果，我和具备公民身份的在职人员，谁知道呢？是否真能指责他们的这个错误？是否更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无论如何，都让她拥有她一生中前二十年做姑娘的那个姓呢？

酒店侍者曾说，会有人来“解决所有麻烦”。是那个里果吗？火车在晃动的时候，我想象中出现的里果，由于时过境迁，再也不是六年前的样子。他可能认出我吗？自从英格丽特和他与我在路上擦肩过后六年以来，我都没有再见到过他。

至于她，英格丽特，我在巴黎见到过一次。但是没有里果。

车窗外面沉寂的郊区在月光下慢慢掠过。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只在夜间女值班员出现在我的卧铺上方时才打开灯。我只要提早三天抵达米兰，就可以在酒店大堂与英格丽特碰面。那天下午当出租车把我拉到多姆广场时我想的是同一回事，但是我当时还不知道是她。

我们会说些什么呢？如果她装作不认识我呢？装作？然而她应该已经感受到离一切都如此疏远，甚至没有留意到我。或许，她在和我永远离别之前，会严格地从礼貌上和我交流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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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能攀登动物园里被称作岩羚羊巨石的内部石阶了。它有坍塌的危险，被包裹在一个网里面。有些地方的水泥结构起了裂缝，暴露出骨架生锈的铁丝。可是我很高兴看到了长颈鹿和大象。今天是星期六。很多游客都在拍照。还有一些没出发度假的家庭，或者不出去的家庭走进凡塞纳动物园，就像走进夏季度假休养地一样。

现在我坐在面临多美尼尔湖的一条长凳上。一会儿我就要回到旁边的多狄斯酒店，它位于沿老殖民地博物馆一侧的房屋中间。从我房间的窗口望去，会看到广场和嬉戏喷涌的泉水。我是否可以想象，在遇到英格丽特和里果的那个时候，我可能会在遥远国度二十多年的旅行之后，搁浅在这里——多雷门呢？

那年夏天从米兰回来的时候，我本想对英格丽特的自杀多知道一些情况。我在巴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遇见她一个人的时候她给我的电话号码没有回应。不管怎样，她告诉我已经不和里果一起生活了。我找到了六年前，他们陪我到圣—拉法埃尔火车站的时候，里果匆匆写下来的另一个号码：克雷拜尔83-85号。

一个女人的声音告诉我“很长时间没见到里果先生了”。我是不是能给他写信呢？“如果您愿意，先生。我什么都不能向您保证。”于是，我问了她克雷拜尔83-85号这个地址。这是位于斯彭迪尼街带家具公寓的一栋房子。给他写信吗？但是吊唁的语句在我看来既不适合英格丽特，也不适合他，里果。

我开始旅行。对他们的记忆模糊起来。我只是做些能碰到他们——她和里果的事。我们的关系处于表面。在英格丽特自杀三年后的一个仲夏夜，在巴黎，我一个人过境，更准确地说：我从大洋洲返回，应该在几天后去里约热内卢，我重新感到需要给克雷拜尔83-85号打个电话。我记得，我走进了里沃利街的一家大酒店，专门是为了打电话的。把电话号码递给话务员以前，我跨越大厅走了百十来步，准备我跟里果要说的话。我担心怯场而说不出话。但是，这一次，没有人应答。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旅行，在普莱耶尔或其他地方放映纪录片，英格丽特和里果没有特别占据我的头脑了。我尝试最后一次给里果打电话那个晚上是像今天一样的夏日的晚上：同样的炎热，有一种孤独怪异的感觉，但是与我现在的感受相比，要淡漠多了……没有什么能比旅行者在两架飞机之间感受死亡时间的印象更为深刻的了。卡瓦诺和威才尔应该在几天后与我碰头，三个人一起去里约。生活还是因为行动和美好的计划而有声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