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问题（第19/22页）

“那么，”控方律师问，“以犯罪统计学的角度看，在这种激烈的情绪和负面记忆控制下，有多大概率实际发生伤害，乃至凶杀？”

“不能一概而论。”陈达说，“凶杀概率还与相关当事人的亲密程度、当时的时空环境和嫌疑人平时的一贯性人格特征有关系。”

“那么当事人是家庭亲属的情况下，在激烈的情绪和负面记忆控制下，有多大概率实际发生伤害，乃至凶杀？”

“不到10%。具体数字根据口径有所差异。”陈达说，“不过，在有过激烈冲突的情况下，如果家庭成员有伤亡，凶手是另外的家庭成员的概率超过50%。”

法庭现场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控方律师似乎很满意这样的效果，特意停了片刻说：“最后一个问题，根据林山水的日常行为数据记录，他成为凶杀犯的概率有多大呢？”

陈达目不斜视，面色仍然静如止水，说：“林山水从中学起就具有不稳定型边缘性人格，曾有过酗酒、打架斗殴、退学等明显反社会倾向，对戏剧化情节有特殊偏好，离家独自居住，没有稳定职业，与一群游离在正常社会秩序之外的边缘性群体接触紧密。在家中发生过多次争吵，情绪易唤起，愤怒情绪占据家庭冲突中78.5%时长，曾多次被检测出憎恨情绪，还有威胁性恶语相向和实际持物肢体对抗记录。当天因为受到妹妹情绪失控的影响，也处于情绪失控的边缘。总体而言评估，这种情况下犯下罪行的概率超过89%。”

青城听到这个数字的第一瞬间就知道，林山水这孩子完了。

“所以你做出了正当防卫的合理判断？

“是的，我的判断满足所有的流程规定。”

控方律师特意走到陪审团面前，向他们示意，然后转头又问陈达：“那后面呢？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之后林山水下楼去了，我不清楚他去做什么。我扶着林安坐到工作室的沙发上，他在大口喘气，感觉不适，有心脏病突发的相关症状。我去隔壁的医务室给他拿药。回来之后，看到林安倒在地上，被尖锐物刺伤腹部，有鲜血流出。林山水在现场，跪在林安旁边。”

“这中间大概有多久？”

“三分钟左右。”

“好的，我问完了。”控方律师充满风度地点点头，回到座位上。

辩方律师问了一些细节问题，尤其是针对林山水的具体指控：“请问，你有哪些实际的针对我当事人的证据？”

陈达依然平静如水，似乎感觉不到空气里鲜明的敌意：“我想，呈现证据，是控方律师的义务。我只是证人之一。”

“那换句话说，”辩方律师又问，“除了你对林山水的情绪状态扫描和成长历史数据分析，你还搜集到哪些更直接的证据？比如看到他手持凶器？听到林安的遗言？或者其他什么？有这些证据吗？”

“他跪在林安身旁。”陈达说。

“他只是跪在林安身旁而已！”辩方律师说，“林山水碰凶器了吗？”

陈达说，“没有。但是他手上有血迹。后来警察从凶器上发现了他的指纹。”

“他手里抓着凶器往受害者身体里扎吗？你亲眼看到了吗？”

“没有亲眼看到。”

“也就是说，你除了对林山水的情绪和人格扫描，也并没有更直接的指控证据对吗？”

“我没有进行指控。”陈达说。“我只是说，横向统计比较而言，他的犯罪概率超过89%。这不是指控，只是一个客观陈述。”

“概率是客观陈述吗？”

“是的。”

“但是你对林山水的测评，难道没有夹杂你自己的恶意揣测吗？”

“我的每个计算，”陈达仍然平和，“都是在互联网过亿的群体研究中得出的。”辩护律师很年轻，他在试图用对人类证人的方式对待陈达，试图挖掘细节和激怒对方，以找到证词的弱点，然而陈达完全不动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