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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在维也纳进行过一场为黑猩猩马蒂斯·希苏尔·潘辩护的案件。案件最后到了奥地利最高法院，最后法院判决黑猩猩是物，不是人，尽管法庭觉得应该有第三种法律范畴——既不是人，也不是物——这样他们就可以把黑猩猩放在一个更合理的分类里了。

非人类动物最好有一个好律师。1508年，巴塞洛缪·莎萨涅用自己的口才成功地为他所在的法国某省的老鼠做了辩护，这让他名利双收。这些老鼠被指控的罪名是破坏大麦作物，并且蔑视法庭、无故缺席。巴塞洛缪·莎萨涅的辩词是老鼠没出席的原因是法庭没有为老鼠提供必要的保护。老鼠在赶来法庭的路上可能会被猫吃掉。

最近我一直在跟托德的妈妈联系，我觉得她会同意为洛厄尔做辩护。她对这个案件很感兴趣，但案件本身很复杂，很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需要大量金钱。

什么都要钱。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里就没有钱，也没有个人财产——这些东西对乌托邦的人来说太丑陋了，他们不能接触生活中丑陋的一面。扎克雷特部落（乌托邦附近的部落）会为他们打仗。奴隶会给他们切肉。托马斯·莫尔担心如果乌托邦的人亲自做这种事的话，他们就会丧失完美的人格和仁慈的同情心。可以肯定的是，扎克雷特部落喜欢烧杀抢掠，但却没人讨论过屠宰对奴隶的影响。没有一个乌托邦是所有人的乌托邦。

再回到洛厄尔。他已经在工厂式农场、化妆品实验室和制药实验室做了十几年卧底。他见过太多我们不愿意见到的场景，做过太多没人应该做的事情。他牺牲了他的家庭、他的未来，现在又牺牲了他的自由。他不是莫尔所说的最坏的人类。洛厄尔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人生，是由他身上最好的品质决定的——同情心、慈悲、忠诚和爱。这一点需要承认。

哥哥渐渐长大，渐渐变得越来越危险，跟姐姐一样，这确实是真的。但他们还是我们的家人，我们还是想让他们回家。家里需要他们。

故事的中间部分比我小的时候想象的更随意，你可以把它放在任何地方。可以放在故事开头，也可以放在故事结尾。很明显，我的故事现在还没有结束，但我要给你讲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要用一件很久之前发生的事情作为故事的结尾。我要将阔别二十二年后我和姐姐第一次重逢的情景作为故事的结尾。

我没法告诉你我的感受，因为文字根本无法形容。你必须进入我的体内才能完全理解我的感受。但以下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那个时候妈妈已经跟费恩重逢两个星期了。我和妈妈觉得两个人一起出现会让费恩很难接受，所以我决定等一段时间再去。要是费恩不喜欢妈妈的出现的话，我会等更久。等到费恩和妈妈开始彼此打招呼的时候，妈妈告诉费恩我要来了。

我提前给费恩送了好几样东西：小时候的企鹅玩具德克斯特·波音德克斯特，因为她有可能还记得它；一件我经常穿的毛衣，因为我觉得上面有我的味道；还有一张红色的扑克牌。

去的时候，我带了第二张扑克牌。我进入参观室。费恩正坐在最远处的墙边看杂志。我能一眼就认出她是因为她的耳朵，她的耳朵比大多数黑猩猩的都高而且更圆。

我非常有礼貌地走过去，走到了我们中间的玻璃前面。当我知道她在看我的时候，我比画了她的名字，以及我们关于露丝玛丽的手势。我展开手掌，把扑克牌紧贴在防弹玻璃上。

费恩缓缓站起向我走过来。她把她的大手放在我对面，手指轻轻蜷起来，抓着，就好像她可以穿过防弹玻璃拿到扑克牌。我用另一只手又比画了一遍我的名字，她也用她的手朝我比画了一遍，但我不知道她这样做是认出了我还是出于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