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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认为费恩死了,唐娜外婆说。你也可能这么想。但对于当时只有五岁的我来说,要是没人告诉我的话,我自己当然不可能想得到,然而所有比我大的人都想到了。
我只能告诉我自己,爸爸妈妈跟我解释过费恩为什么消失了,而且还解释过很多次,只是我自己不愿意想起来罢了。事实上,他们几乎一个字都没跟我说过,这听起来更不可思议。但是我很清楚地记得每天早上我都在恐惧中醒来,晚上在恐惧中睡去,这是一种刚刚萌芽的恐惧。而不知道恐惧的原因并没有减少我的恐惧,反倒让我更加恐惧。
无论如何,费恩当时没死,现在也没死。
洛厄尔开始看心理咨询师,而这成了爸爸每天晚上的独白中经常出现的话题。洛厄尔的咨询师建议他进行一次家庭商谈,跟父母单独交流,或者做一些可视化和催眠练习。而爸爸听到这些建议肯定会发怒。心理分析就是一派胡言,他会说,就是一些无用的文学理论。心理分析在写小说的时候可能还有点用,小说里一个人的生活可能因为童年时候的一次创伤而定型,当事人甚至可能对这次创伤没有一点印象。可是心理分析的盲对照和控制组在哪里?重复性数据又在哪里呢?
爸爸认为,心理分析的命名法只有在它被翻译成类拉丁语的英文的时候才有一些科学光泽。而在德语里,这个词只是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中性词。(你一定要想象他大吼着说出这些话的场景。在我长大的这个家庭里,发火的时候吼出“类拉丁语”、“命名法”和“科学光泽”等专业词汇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让哥哥看心理咨询师却是爸爸的主意。跟其他问题少年的家长一样,他觉得他应该做点什么,而跟其他问题少年的家长一样,他只能想到去看心理咨询师。
而对我,他则是请了一个保姆,梅丽莎。梅丽莎是个大学生,戴着猫头鹰一样的眼镜,有着蓝色条纹的镜腿像闪电一样穿过她的头发。她来的第一个星期,只要她一来我就上床睡觉,直到她离开我才起床。承认吧,我就是保姆们梦寐以求的类型。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之前得到过教训。四岁的时候,有一个叫瑞琪儿的保姆为了让我不一直说话,喂了我好几勺用来做爆米花的玉米粒,还说要是我能保持一段时间不说话,玉米粒就会变成爆米花。听起来正合我意,所以我就忍着一直不说话,直到洛厄尔告诉我这绝对不可能实现。从那以后我就不喜欢保姆了。
当我习惯了梅丽莎以后,我决定喜欢她,她真是运气好,因为我想出了一个计划,那就是用我身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说话——来拯救我的家庭,而我自己一个人做不到。我试着跟梅丽莎解释我将要为爸爸展示的游戏,以及我将要参加的测试,但她完全没搞懂。
所以我们彼此都做出了让步。她每次来都得教我一个词典上的新词,唯一的要求就是这个词必须十分生僻,几乎没人会用到它,而她之前也从来不认识这个词。我不在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作为回报,我必须持续一个小时不跟她说话。她会用烤箱上的计时器来计时,而一般我都会每隔几分钟就问一次还有多长时间结束。我想说的话都积攒在我的胸膛里,直到越积越多,多到随时要爆炸。
“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小露丝?”爸爸下班回来后会这么问我,我就会告诉他今天过得“热情洋溢”,或是“平淡如水”,或是“正十二面体”。“听起来真不错。”爸爸会说。
我们的这些对话本来就没什么信息量,也不需要连贯。用词不当?加分点。
我只是想让他知道,至少我还在继续着我的学习。费恩还在的时候,他心血来潮时就会把我叫过去,挽起袖子教我一些很难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