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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没出版的冒险故事，现在流落何方?”我一边问，眼光一边在屋内梭巡。

她没有回答，专注地看着萤幕上那只黑色的母蟹；它历尽千辛万若，穿过整座岛，只为了涨潮期间挑个最幸运的时辰，产下腹中的受精卵。

“很多都被我扔了，”她说：“图片、杂志、牛仔故事、关于美国和西方英雄的书，还有他拿来复制漫画人物行头的电影杂志。噢，还有《彼得与伯提夫》的相关东西，满满塞了好几个柜子，天晓得还有什么……他爱那些玩意儿，我可不爱。”

“雷夫奇叔叔喜欢小孩。”

“没错，他真的喜欢孩子。”她说：“他是个好人，他爱所有人。这年头，上哪儿去找这种人?”

她掉下几滴眼泪，也许是因为自己恶言咒骂亡夫引发愧疚感。当她看到萤幕上的几只螃蟹平安回到海滩，没有成为海鸥的大餐，也未落入险恶的大海时，拿出自己巧手编织的手帕，擦干了眼泪，擤了擤鼻子。

“还有，雷夫奇叔叔似乎写过一本给大人看的书，叫作《新人生》。”在这个当口，细心的侦探问道：“而且，他显然是以化名出版这本书。”

“我不管你从哪儿听说这件事，”她打断我：“这些都不是真的。”

她非难地看了我一眼，一股怒气就要发作，当下义愤填膺又粗鲁地吐出一大口烟，烟雾警报器立刻铃声大作。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交谈。我仍不能主动告退，因为我还在等待，希望人生隐而不见的那一面，能够自动现身。

电视上的教育影片播完了，当莱蒂比婶婶态度严肃又决然地自座椅起身，并以手臂勾住我，把我拖向大书柜时，我试着说服自己，螃蟹的一生，比人类悲惨多了。“你看。”她说着，转开鹅颈台灯。灯光照亮高挂墙上、镶在相框中的照片。

照片里是三十五个或四十个男人，打着一样的领带，穿着相同的外套、相似的长裤，多数人蓄着一模一样的胡子。他们站在通往海达帕夏火车站的阶梯上，对着镜头微笑。

“他们全部是铁路稽查员。”莱蒂比婶婶说：“他们全都深信，这个国家的发展要仰仗铁路。”她的手指着其中一个人说：“这是雷夫奇。”

他的模样与我孩提时的记忆差不多，也和这些年来我想像中的样子相去不远。他比一般人高些，比较苗条，长得算帅，面容略显哀愁。他浅笑着，和这群人在一起，与大家作同样的装扮，看上去很快活。

“我在世上没有亲人了，你知道。”莱蒂比婶婶说：“我没能去参加你的婚礼，所以你起码要收下这个。”她把从柜子取出的银制糖果盘，塞进我的手里。“有一天，我在车站看见你和太太还有女儿，你太太长得真漂亮，希望你好好侍她。”

我一直瞧着手中的糖果盘。如果我说，自己遭到愧疚感与不得体打击，读者诸君大概不会相信。这么说吧，我想起了一件事——虽然并不很清楚那件事究竟是什么。在如镜子一般的糖果盘上，莱蒂比婶婶、我自己，还有整个房间的影像，变得愈来愈小，变成了圆形，变得扁平。不必透过我们的灵魂之窗，只要凭借手边另一种镜片，就能够一窥世界全貌，这是多么神奇啊。矫捷的孩子直觉发现这一点，逗得聪明的大人笑开怀。读者大人们，我的思绪已经有一半飞到九霄云外，另一半还死抓着某个东西不放。我不知道你是否遇过这种状况，当你就要记住某件事，而在弄清楚自己记住了何事之前，却不知何故，延后“去记忆”的这个动作。

“莱蒂比婶婶，”我甚至疏忽了礼数，忘记感谢她赠送糖果盘，只是指着摆在另一边柜子里的书问道：“我可以把这些书拿回家吗?”

“为什么?”

“我想读这些书，”对于自己因为杀过人，夜晚无法成眠一事，我略过不提：“我在夜里读书，看电视眼睛会累，不能看太久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