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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房间时，母亲喊我吃晚饭；我坐下来，仿佛对新环境不够熟稔，试着要说几句话。电视开着，我们面前是一盘盘煨马铃薯和碎肉、凉拌的炖韭菜、青蔬沙拉及苹果。母亲提起刚搬到对街的邻居，讲到我乖乖在家坐了大半天，整个下午都认真做功课，提到她上街购物、豪雨、电视晚间新闻和播报员。我爱母亲；她是一个温柔、优雅、富同情心的美丽女士，想到自己读了一本让我就此远离她的天地的书，我感到内疚。

我推想，如果那本书是为每个人而写，那么人世间的生活可能不会再以如此缓慢悠然的步调前进。但换个角度，这位理性的工科学生也就不会认定那本书是特别为他所写。然而，若它并非针对我一个人而写，外面的世界为何还是与过去相同?我甚至害怕去想，那本书或许是一个单独为我打造的谜团。后来，母亲洗碗时我想帮忙，因为碰触她或许能让我从那个我投射自身的世界中，回到现实。

“甭费心，亲爱的，”她说：“我来就好。”

我看了一会儿电视。或许我能进入那个世界，不然就一脚踹进萤幕里。但这是我们家的电视，这部电视像某种照明设备，是家家户户的神祇。我穿上外套和外出鞋。

“我要出门。”我说。

“你几点回来?”母亲问：“要我等门吗?”

“不用，不然你又要看电视看到睡着。”

“你房间的灯关了没?”

我跨出门外，迈向生活了二十二年的童年领地。我走在街上，仿佛踏在某个奇怪国度的危险地带。十二月潮湿的空气微风般轻触我的脸庞，让我觉得，或许我已经穿过了旧有的世界，透入早已跨进的新世界；我想，应该快点穿过这些建构我人生的街道。我觉得自己好像开始飞奔。

我沿着没有路灯的人行道快步行走，闪开笨重的垃圾桶、泥洼，看着新的世界随着跨出的步伐渐渐成形。我从小就熟知的法国梧桐和白杨树依然是相同的法国梧桐和白杨树，但它们与我的强烈联系及记忆都已经被剥夺了。我端详着这几株枯槁的树木，望着熟悉的两层楼房，以及那幢污秽的公寓建筑。从它还是灰泥坑开始，我就一路看着它，看它从架起屋顶到砌上砖瓦，到后来新玩伴搬进去，我们在这块地上一起玩耍。但这些过去的影像，并非生命中无法抹灭的片段，反而是我不记得曾拍过的相片：我认出那些暗影、点着灯的窗头，以及园中的树，还有入口处的文字，而这些我认得的物体却不能触动我的情感。我原有的世界就在四周，在对街，在这里，那里，到处都是；它是熟悉不过的杂货店窗户，是伊伦库伊车站广场的街灯，是果菜商那台还在烘焙面包与水果塔的烤箱。我的旧世界在手推车里，在那间叫作“人生”的糕饼铺中，在破烂的卡车、帆布，在人们一张张疲惫朦胧的脸上。我让那本书偷偷进驻心田，仿佛它是罪恶的化身。面对在城里夜灯下温柔闪烁的各种旧世界回忆，我硬下心肠抗拒。我想逃离这些熟悉的街道，想要抛开被雨水打湿的树木透出的悲伤气氛；我想远离反射在柏油路与雨水坑中、明晃晃高挂的杂货商及肉店的招牌和广告字体。一阵微风吹起，打落树上的小水滴，耳畔轰然作响。我作出结论，那本书一定是授予我的谜团。恐惧紧紧抓住了我，我想和别人说说话。

我在车站广场走向青年咖啡馆，一些邻居好友晚上还是会在那里碰头，打打牌，看足球，或只是过去晃晃。我于大学认识、在他老爸鞋店帮忙的朋友，还有另一个踢业余足球的邻居，坐在后头的桌子旁，正在电视萤幕闪烁的黑白光线照耀下聊天。他们面前有一份被太多人翻烂而四分五裂的报纸、两杯茶、香烟，还有从杂货店买来偷藏在一张椅子上的啤酒。我需要与人长谈，可能要谈好几个小时，但没过多久我便知道，不能找这两位仁兄。忧伤攫住了我，有一瞬间，泪水涌进眼里，但我傲慢地打起精神思索：我只会把自己的灵魂赤裸裸地展示给经过严格挑选、已经身在那本书的世界的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