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译序（第3/10页）

巴拉德从来没有活在某一个具体的文学传统中，连他曾经代表的新浪潮科幻也被他迅速超越了。在欧美经典文学中，他最喜欢的是卡夫卡；在科幻作家中，他最尊敬的是雷·布拉德伯里，不过，他在去世前几年的一个访谈中再次提到布拉德伯里时表示：“我从来没像他那样创作，他太浪漫了，在我看来经常太天真。”[10]“如果你问我谁真正影响了我——其实更多的不是作家，而是诸如马克斯·恩斯特、萨尔瓦多·达利、乔治·德·基里科、勒内·马格里特这样的画家、超现实主义者们。我希望能用文字来创造他们在画布上所创造的。这些梦境般的地景，这种用艺术手法来体现心理状态的迷人方式。你知道，我小时候经历了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超现实景况：战争。你走上街道，一半住宅已成废墟，一辆轿车停在其中之一的房上面，如此这般……战争充满了超现实的惊奇，充满了超现实主义的画面。当时我已经很清楚，人类文化中的某些东西正在拐一个扭曲得可怕的弯——而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我想去理解它。”[11]

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超现实景况：《太阳帝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斯皮尔伯格在上海外滩等地实拍《太阳帝国》，这可能是中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好莱坞电影团队大规模开放公共空间。日本军队在上海街道上列队行进，与中国抵抗力量枪战，用坦克碾轧英国侨民的轿车。外滩街区被关闭，分道线被涂覆，数千群众演员走上街头，外白渡桥边架起铁丝网路障，黄浦江中的快艇挂着太阳旗。摄制现场令很多年长的上海人想起几十年前在相同地点的相同画面。

巴拉德本人受导演邀请在英国和邻居们一起参加了几个镜头的拍摄，并未借此机会亲临现场。否则，无论是八十年代的上海，还是短暂叠加于其上的三四十年代景象，在他眼中都会是超现实的。九十年代初，BBC拍摄关于巴拉德的专题纪录片时，他随剧组回到阔别四十五年的上海，算是完成了一个心愿。和如今相比，他童年的生活空间在当时还算保存完好。他在故居中认出了当年使用的蓝色油漆，甚至找到了自己用来放漫画的小书架，感觉像是走进了“时间胶囊”[12]。他参观了自己曾住过几年的龙华集中营，在房顶对着镜头介绍周边所有建筑在当年的功用，在生活了将近三年的小房间中回忆当年父母姐姐床铺的位置。

在这部名为《上海吉姆》的纪录片中，巴拉德当然提到了战争给童年留下的烙印。在他看来，欧洲二战时发生的严重暴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归因于纳粹理念的罪恶。“但在远东，我成长的地方，并没有解释。严重暴行发生了，数几百万人被谋杀，没有真正的原因。……我有这个未解开的包袱，我想解读我留在过去的生活。”这一愿望对巴拉德后来的择业有很大影响。他在谈到学医的决定时说：“我想我意识到希望成为心理医生的愿望是我与（我刚体验了三四年的）陌生的英国生活接轨的尝试之一。它是我与失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留在了上海的自我重新建立联系的尝试。”[13]在晚年的另一部纪录片中，他称在上海的生活给了自己“一大套有待解答的问题”[14]，是自己走上学医道路的原因，并补充说，成为心理医生之后，第一个病人将是自己。

巴拉德在童年便目击战乱、贫病、死亡和人类光怪陆离的欲望，享受过上层社会的丰足，然后突然遭受被困于集中营的苦难。了解巴拉德的这一独特经历，对理解他一生作品中诸多令人感到不适的场景和情节是有帮助的。这一点在笔者2009年的文章《从上海到内层空间》[15]已有论述。那篇文章所讨论的巴拉德最后作品《生活的奇迹》，与其他众多文章和访谈一样，将作者后来对超现实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爱好乃至一生的创作方向与其童年经历紧密联系起来。除此之外，《生活的奇迹》的另一重要功用，是驱动读者去重新审视《太阳帝国》，将其从写实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对照阅读去了解《太阳帝国》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