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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一眼都没朝巴特利看。她一个接一个地查看着监测器，然后问道：“有胸膜病变迹象吗？”

“有发绀和寒颤。”护士答道。

“还有什么迹象？”

“右房室瓣膜关闭不全（Myxabravine）。”护士答道。医生从墙上拿下一个听诊器，从听管上解开胸件，“咳血吗？”

护士摇了摇头。

“冷。”巴特利的声音从床上传出来，她们两个都完全没有注意。巴特利开始哆嗦起来：“别把它掉在地上。它是瓷的，不是吗？”

“我要50毫升盘尼西林注射液和一支乙酰水杨酸试剂。”那个医生吩咐道。她把正颤抖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厉害的巴特利扶起来坐在病床上，解开了他睡衣的尼龙搭扣，把听诊器的胸件压在巴特利的背上。

“深呼吸。”医生吩咐道，她的眼睛盯着显示器。巴特利照做了，他的牙齿格格打战。

“壁胸膜腔左侧浊音。”医生自言自语道，然后把听诊器的胸件往上挪了一厘米，“再来一次深呼吸。”她把听诊器的胸件又挪动了好几次，然后说道：“做过化验了吗？”

“黏病毒。”那个护士答道，注满了一支针管，“A型。”

“序列测定了吗？”

“还没。”她把注射器插到引流管中，然后推动推杆。这时，外面的电话响了起来。

那个医生把巴特利睡衣领上的搭扣系上，让他平躺在病床上，然后掀起被单随随便便地盖在他的腿上。

“给我一支革兰氏染色剂。”她吩咐道，然后离开了。那部电话还在响着。

丹沃斯想上前去把毯子给巴特利盖好，但那个实习护士正把又一瓶点滴液挂到吊瓶柱上。他等到她弄完了点滴走出门去，然后过去捋平被单，把毯子拉到巴特利的肩膀处仔细地盖好，把毯子在床边掖好。

“感觉好些了吗？”他问道，但巴特利已经停止打颤沉入睡眠中去了。丹沃斯看着那些监测器。他的体温已经降到39.2度了，那些监测器上先前发疯一样的读数也已稳定下来。

“丹沃斯先生，”实习护士的声音从墙上某处传了出来，“有电话找您。”

丹沃斯打开门。那个实习护士站在门外，已经脱掉了防护服，并提醒他也脱掉他的防护服。他照做了。“您的眼镜。”她提醒道。他把眼镜递过去，她开始往眼镜上喷消毒液。他拿起电话，斜着眼睛看着显示屏。

“丹沃斯先生，我到处找您，”芬奇在电话那端说道，“发生了一件最最可怕的事情。”

“怎么了？”丹沃斯看了眼他的电子表。十点钟。如果病毒的潜伏期是12个小时的话，有人因此病倒还为时尚早。“有人病倒了？”

“不是的，先生。比那更糟糕，是葛德森太太。她到牛津来了，她不知怎么地通过了检疫隔离线。”

“我知道。最后一班火车，她让他们扒着门不让门关上。”

“是的，好吧，她从医院打电话来。她坚持要待在贝列尔学院，她指责我没有好好照顾威廉，因为导师分配表是我列的，而显然威廉的导师强迫他在圣诞假期间熬夜读彼特拉克。”

“告诉她我们没有多余的房间了，而且我们的宿舍已经消过毒了。”

“我说了，先生，但是她说如果那样的话她就和威廉住一个房间。我不想对他做这种事情，先生。”

“别，”丹沃斯说，“那不是人能够忍受的事情，即使在一场大流行病中。你告诉威廉他妈妈来了吗？”

“还没呢，先生，我想告诉他来着，但是他不在学校里。汤姆·盖利告诉我葛德森先生正在什鲁斯伯里拜访一位年轻女士，我给她打了个电话，不过没人接。”

“毫无疑问他们外出到某个地方读彼特拉克去了。”丹沃斯说，琢磨着要是葛德森太太在去贝列尔学院的路上碰到了那对毫无防备的年轻人会发生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