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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你看，”黑人用湿润的白纱布擦掉最后一团棕色浆液，“没那么可怕了，对吧？”

他以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进入了“一天两次”的公寓。首先，他没想象过自己会坐在轮椅上被推进房间，轮椅是从圣玛丽妇产科医院偷的，医院名称和序列码用激光刻在左扶手的哑光铬合金表面上。推轮椅的女人无疑完全符合他的某个性幻想；她叫杰姬，是他在利昂那儿见过的两个姑娘之一，也是——他已经明白了——两个天使之一。轮椅无声无息滑过铺满狭窄门厅的粗糙灰色地毯，杰姬帽子上的金色垂饰欢快地叮当作响。

其次，他完全没想到“一天两次”的公寓会这么宽敞，更不可能想到房间里会种满树木。

老派，也就是刚才的医生，他仔细解释过他不是医生，只是“有时候拉别人一把”，他坐在一张撕破的酒吧高脚凳上，身穿临时拼凑的手术行头，剥掉血淋淋的绿色手套，点燃一根薄荷香烟，严肃地告诫波比说接下来这一两个星期要千万小心。几分钟以后，杰姬和蕾亚（另一个天使）帮他换上皱皱巴巴的黑色睡衣——怎么看都是从廉价忍者影频里掏出来的——扶他回到轮椅上，走向位于这幢生态建筑核心的中央电梯组。多亏了老派给他的另外三块真皮贴——其中之一含有两千微克的内啡肽类似物——波比精神抖擞，感觉不到痛楚。

“我的东西在哪儿？”波比问，他们推着他走进一条走廊，几十年翻新时添加的风管和水管让走廊窄得有些危险。“我的衣服、操控台还有其他东西呢？”

“你的衣服，宝贝儿，塞在塑料袋里，等着被老派扔进垃圾箱。你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老派只能从你身上把衣服剪下来，而且就算不剪就已经是血淋淋的破布了。如果操控台在衣服的背囊里，那我得说肯定被砍了你的小子拿走了。险些顺便要了你的小命。还有你个小傻逼，你毁了我的莎莉・斯坦利衬衫。”蕾亚天使似乎不怎么友善。

“哦。”波比说，他们转过一个弯，“好。呃，你们有没有在那儿找到一把螺丝刀，或者信用芯片？”

“没有芯片，宝贝儿。你说的螺丝刀是不是手柄里藏了两百一十块新日元？那是我的新衬衫……”

“一天两次”看见波比并不怎么高兴。事实上，他就当根本没看见波比。他的视线穿过波比，落在杰姬和蕾亚身上，露齿一笑，满脸的紧张和缺乏睡眠。她们把波比推过去，近得足够让他看见“一天两次”的眼球有多么黄，在天花板任意垂下的粉紫色柔光灯照耀下，几乎像是橙色。“贱人们怎么这么慢？”脑件贩子问，但声音里没有怒气，只有极度的疲惫和另外一种情绪，波比一时间分辨不出那究竟是什么。

“问老派，”杰姬说，傲慢地从轮椅背后出来，从“一天两次”当咖啡桌的大块木板上拿起一把中国香烟，“老派，他是完美主义者。”

“在兽医学校养成的习惯，”蕾亚为波比解释道，“只是他平时吸得太飘，谁也不肯让他给狗做手术……”

“那么，”“一天两次”说，视线总算落在波比身上，“你能活下来了。”他的眼神那么冰冷，那么疲倦但又严峻，完全不是平时咋咋呼呼的癫狂胡扯模样——波比曾以为那就是他的个性。波比只能垂下双眼，面颊发烧，盯着桌面。

木板有三米长，一米多宽，用几块木料捆扎在一起，木料比他的大腿还厚。以前肯定在水里泡过，波比心想，有几块地方还留着浮木那种泡白的光泽，就像记忆中多年前在大西洋城玩耍时旁边的那段原木。但泡水的时间肯定不长，台面上密密麻麻都是烛泪和酒渍，奇形怪状的印记彼此交叠汇成黑漆漆一片，还有几百个烟头留下的深色烫痕。台面上满满当当都是食物、垃圾和各种电子物件，像是街头小贩支起摊位销售硬件，然后突然决定去吃个午饭。吃掉一半的比萨（磷虾球，番茄酱，波比的胃里开始翻腾）旁边层层叠叠地摆着软件、脏兮兮的酒杯（烟头泡在紫色的红酒沉渣里）、搁着几排看上去放了很久的开胃小菜的粉色苯乙烯托盘、打开或没打开的罐装啤酒、出鞘的老式戈博战斗匕首放在一方抛光大理石上、至少三把手枪、估计两打外观神秘的控制器具——以前的波比看见这些牛仔用品肯定要流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