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表现（第6/8页）

苏北地区的报道也同样令人不安。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上海—南京的知识分子可以直接从该地区逃出的数千名逃亡者那里了解当地发生的情况。如果人们多次讲述的有关苏北地区的情况是可信的话，许多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产生疑虑也不足为奇了。日本投降后不久，苏北的一些地方就开展了阶级斗争运动。曾和日本人合作过的人将在所有村民面前接受公开的惩罚。共产党还鼓励农民向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绅进行“清算”，这些地主的劣迹包括：侵占农民的土地，收取过高的地租，剥削佃农和雇工，等等。

一位观察家声称他在原则上赞成这种清算运动，但他对实施过程中的一些方式提出了批评。他指出，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缺乏组织。农民对“复仇有一种特有的偏爱”，一旦这样的运动开始，它很容易变得无法控制。因此，尽管共产党派来的工作小组会对阶级斗争运动进行具体指导，仍有很多人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并发生了许多“令人遗憾”的事件。[27]

1946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一条关键的土地改革指令（其具体内容将在下一章节分析），这显示共产党知道从解放区逃往国民党城市的数量众多的逃亡者使城市居民对自己产生了不好的印象。但共产党也知道中央政府忽视了这些逃亡者。共产党试图利用政府的失误减轻人们对自己的批评。共产党为此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欢迎所有逃亡者回到解放区。

上海的一个左翼杂志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对逃亡者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这篇文章承认，由于数千人逃离了苏北解放区，许多人认为这是个类似于“地狱”的地方。文章接下来将根据这些逃亡者逃亡的原因将他们分为六个不同的类型。一些人逃跑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被强征入新四军。一些中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青年逃跑是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传言。这两类人明显是被国民党的谣言和反共宣传欺骗了。第三类逃亡者是普通的地主，他们拒绝接受共产党减租减息的政策。第四类人是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劣绅和恶霸。第五类人是曾经和日本人合作的汉奸和傀儡。最后一类逃亡者逃跑是因为一些经验不足的当地干部错误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正是他们让人们对新四军和解放区的民主政府产生了错误印象。

这篇文章强调，共产党欢迎第一、第二、第六类逃亡者回到解放区。即使是地主，如果他们同意减租减息政策，也是受欢迎的。只有汉奸和坏分子——文章警告道——一旦回到解放区将被立即逮捕并接受惩罚。[28]

到1946年夏季和秋季，逃亡到上海的几千名中小地主由于通货膨胀和国民党其他糟糕的经济政策而变得身无分文，他们的确返回了苏北解放区。地方政府向他们发放了救济，并为他们提供了房屋和基本生活资料。一些人在自己的村子里获得了和其他村民同样多的土地。一些回来的地主甚至被允许保留原有的土地，只要他们同意减租减息政策。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从北平派出的《大公报》记者曾在华北报道过类似的故事，当地政府也用同样的方式劝说逃亡者回到解放区，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解放区政府向逃跑的地主保证，如果他们遵守减租政策，他们的利益将得到保护。[29]

共产党的这些努力（这些努力在1948年发展为一场反“左”倾运动）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执行政策的方式存有的疑虑，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这种疑虑完全消失了。相反，自由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之所以会这样矛盾，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对共产党统治下的政治生活是持保留态度的。但在讨论这一话题之前，让自由知识分子感到矛盾的还有另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