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8/16页）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地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复可笑！我们愿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在储教授写了他的告别社论后，《观察》又出了21期。杂志最终在12月底遭禁。但是在这几个月里，很清楚的是：在中国谈论自由主义政治的日子结束了。愤怒和迫切的语调没有了，它们曾在过去两年中让说理类的文章气势如虹。“储安平时代”真的走到了尽头。

在12月份杂志遭禁之前，上海报纸报道储安平和他的朋友——《大公报》的王芸生纷纷离开这座城市，去向不明。1月份，关于他们去向的谜团被解开——共产党的广播报道了储和王以及很多其他人在解放区石家庄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在一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多数曾经不断高呼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做出了相似的决定，他们有的像储安平一样进入共产党统治的地区，有的只是准备好了给胜者的欢迎辞，等待胜利者的到来。

[1]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3月8日，第3页。

[2]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到知识分子的时候是指任何正在接受或已接受过中学或以上教育或同等学力的人。当引用共产党的原始资料和见解时，应该采用这一定义。在非共产党原始资料中，该称谓的含义较为狭窄。在本章绝大多数地方，“知识分子”这一称谓特指作家、记者、大学教授和教师这些直接参与国家精神生活的人。

[3]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196—200页。

[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公报》的香港版直到1948年才复刊，从那以后，它在政治上比起其他的两个版本都要左一些。

[5]见书后参考文献。

[6]另一个重要的参考刊物是《时代批评》，在香港发行，主编是张学良的前秘书周鲸文。与《观察》不同，这份杂志刊登了共产党和民盟发言人的文章和声明。但是尽管周鲸文据说当时同情左派，尽管该杂志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之外的英国殖民地发行，《时代批评》的社论和大多数政治评论在基调上与《观察》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7]见书后参考文献。

[8]储安平：《吃重·苦斗·尽心》，《观察》，1948年8月7日，第4页。

[9]上海《前线日报》，1948年12月28日。

[10]储在这里提到的“危难”不可能指共产党的胜利。他在写到共产党的时候，语气从来不是这样的。另外，当时极少人相信共产党事实上能够打败政府的武装力量。在1946年中期，每个人最害怕的真正危难其实就是内战本身。马歇尔将军的调停努力还在继续，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和平解决的遥不可及。此时以及之后的至少一年半的时间里，在国民党控制区域，非官方圈子中的作家和记者对内战的评价似乎众口一词，都认为它是花费巨大和希望渺茫的冒险活动，可能会无限期地拖下去，因为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力击败另一方。以上论述将在下面的文字中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