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5/16页）

其中改组政府一项是要领。政治协议的政府改组，因为各党派都参加，是联合性的；用这个政府筹开国大，以制订宪法，然后实施宪政，举行民主大选，所以这个政府也是过渡性的。由政治协议的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126]

联合政府的构想同样让那些对立宪民主在中国的可行性不太乐观的人们感兴趣。张东荪认为联合政府是最符合中国需要的政治形式：

我只见有些人在那里痛骂，有些人在那里祈祷，除此以外，却未见有什么好法子。其实国民党并不怕骂。同时亦决不接受祈祷。它未尝不想改，不过只是表面上想改头换面，而实质上仍要维持其特殊地位。因此我们主张要想使国民党改变其性质，必须先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四面有监督和压力，乃逼迫其不得不自己改行向善。而这个……唯由联合政府才能实现。可见我们对于国民党与其说是反对它，毋宁说是想救它……无如据我们观察，要革它的命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还没有人能革国民党的命。[127]

过程：劝说

所以用吴世昌教授的话来说，原因有许多，而道路只有一条。因此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劝导国民党和共产党尊重政协的决议，在联合政府中鼎力合作。唯一的答案是第三党或此类的集团，用概念来解释就是真正的第三方势力，它以广大人口的支持作为立身之本，支持他们的人反对战争，既不满国民党也不太信任共产党。理由是这样的：如果这群至今还没有被动员起来的多数，它们的力量能够被恰当地引导，将通过某些途径迫使两党放下武器接受联合政府。

必须承认：说比做容易。在一点上可以达成广泛的共识：民主同盟和其他各小政党，按当时的构成来说，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组成所谓“第三方力量”的现有政党是无法被倚重的，因为，说得客气一点，它们软弱，组织混乱和缺乏力量。没有人反对储安平提出的结论。“我们对民盟的批评，”他写道，“可以总结为两条：‘它天生的软弱及不切实际。’”民盟成员多数“是另一个时代的人”，老派学者，思想家，哲学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政治家。他们的教育背景不同，政治观点和经历各异，唯一将他们聚拢在一起的是对国民党的反对。储得出结论：“民盟甚至都不能被批评为共产党的尾巴。”[128]

最糟的是，这些少数党派的成员，无论是否以自由派自居，都被嘲笑为机会主义者和两个主要党派的爪牙。这些人经常试图将他们的政治活动说得很高尚，说是为了实现理想必须这么做。但是在他们的批评者眼中，他们似乎更迷恋于获取财富、地位和社会认可。

那么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三方力量怎样才能成为一支强大而独立的力量，还有它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张东荪建议这样一支力量应该起到“国共之间桥梁，迫使双方步入正轨，将他们拉到一起，实现他们之间的合作”的作用。但是一位作家质疑，这样的力量来自何方——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存在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力量既不强大也不独立。[129]

事实上，这个问题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时，它们自身理想和现状之间的矛盾充分显露出来。因为对于第三方力量怎样形成这一问题，最多的回答只是简单地说这是知识分子自己的责任和任务。周钟歧教授在谈及这一点的时候说：

现在留下的只有一条可走的路，让中间派来领导革命，实行新政。中间派是什么呢？它就是知识阶级和自由主义的温和分子；他们有理智，有信仰，有专长；他们懂得人民的需要，可博得他们的支持。倘使他们能够推行缓进的社会主义，领导革命，组织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只需三十年的时间，这般人必定能安定中国，完成革命的最后一步。……现在中国也是如此，要靠知识阶级的努力。[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