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第9/17页）

另外，只要国民党部队和当地保安部队在附近，乡镇就需要供给柴火、食物、大米、卷烟和其他必需品，总计达到了1250担大米。考虑到腐败因素，这个乡的老百姓一年需要交1500担米，分摊到人头是每人10斤。作者得出结论：“这个负担足以让老百姓叫苦连天。”[65]

以战争相关的理由，或至少以此为借口征收的赋税，它所引起的苦难被作为话题，纷纷见诸通讯报道、社论和评论。[66]一份论调稍新颖的论述来自伍启元教授。他谴责了共产党将经济战争作为他们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共军破坏了政府的通讯和生产能力，政府军队报以同样行为。“这样一场战争的后果，”他写道，“必将是人们的贫穷和财富的浪费。不管谁赢谁输，中国经济遭受的破坏需要几年才能恢复。”[67]

战争：征兵　另一个不利于政府和内战的标志是“征兵闹剧”。《观察》甘肃通讯员所做的评论是当时见诸所有自由派出版物的关于征兵印象的集大成之作。谈到省官员在1946年收到了招募2.4万名士兵的命令，他写道：“新闻传来，老百姓感到大难临头，但是乡、保、甲的官吏四处奔走，兴高采烈。好运又一次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现在又有机会可以再捞一票了。”[68]

作者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征兵的过程，记录了一个本来用来多多少少平均分摊兵役负担、在实践中却事与愿违的系统。问题的根源来自于传统的对参军的抵触。那些付得起钱的人可以花钱消灾——考虑到官吏的道德水平，这个交易很容易达成，而穷人只能自求多福了。

理想状态下，征兵按下列步骤进行，这里以浙江省为例。首先，保长起草一份名单，名单上罗列了保里所有20—35岁身体健壮的男性。这份名单随后公布，名单上的人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找到门路把自己的名字去除。两个星期快到时，保代表委员会成员（通常包括保甲长、小学校长、地区秘书和一些当地“士绅”）聚在一起，考虑豁免兵役的请求，决定哪些请求可以接受。然后起草修改后的预备新兵名单，每个人都有一个号码，及时登记在每块竹牌上。名字和号码从各个保送到县政府。在县城的一个会议上，重要人物如乡长和镇长会抽取竹牌。

抽签的具体方法取决于各个县应入伍的人数和保的数目。比如，如果需要700人，县一共有700个保，那么每个保将选出两个人：一个人作为新兵，第二个作为替补。根据一个所采用的方法，如果第一个抽取的竹牌是73号，则每个保的73号就是新兵。如果第二次抽到49号，则每个保的49号成为替补。用这种方法，满额的700人可以很快地从县政府送到最近的征兵站。

在实践中，台面上是明文规定的操作，台面下是各种未经授权的小动作。新兵的价格因地而异。在浙江的一个县，价格区间在300万到500万之间。一个人只要愿意出这个数目（该数目被几个当地官吏和这个人的顶包者瓜分），他就可以安枕无忧地让他的顶包者代他报到和被录用。这些“职业新兵”很快就不见了踪影。征兵站随后公布他们牺牲了或逃跑了。如果是逃跑了，官方会在全省范围内寻找这个人。如果找不到他，他的名字从军队名单中删除，他在保里的替补不得不上前填补他的空档。在这个人失踪和被从名册中除名之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要付给当地农民差不多50法币，这个空当就可以糊弄过去：当高级长官现身巡视的时候，这些农民就代替失踪的人唱名。[69]

对于北平征兵的报道显示了更多的不正当行为。1946年，程序被彻底抛弃。城市的征兵令在8月30日发出，第一批新兵在9月11日入伍。整个过程以名册和随机抽签为基础进行。然而，由于缺少人力、经济来源和完善的计划，征兵工作无法以官方规定的方式进行。当地官吏于是决定从城市和市郊的每个地区捉来一定数量的男子凑充人数。该计划的保密进行更增添了恐惧和混乱的气氛。但是当官吏为凑满人数在各地区奔走时，贫富之间的差距显现了出来。那些有100万元或200万元法币的人可以花钱脱身，虽然军队长官警告所有地区的官吏和保长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