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的复兴（第5/11页）

到8月底，政府将大约50万上海工人重组成453个工会（293个产业工会和160个职业工会），还有25个工会正在组建之中。产业工会拥有293600名工人，其中近一半人属于上海的74个纺织工会。通信和运输工人有86200人，他们占职业工人的一大部分；维修及建造业工人为43125名。[28]所有这些工会都隶属于上海总工会。天津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工会总共有6万名工人，工人们所在的工会都隶属于政府监督的市工人联合会。

除了官方组织的工会，政府还采取了它曾在战前使用过的组织控制方法。现在，这些方法包括：在年轻工人中建立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分支；将尽可能多的工人，特别是工人领袖和活动分子，吸收进各个国民党控制的团体和协会中来。在上海，陈立夫和吴开先直接领导陆京士的旧工会组织，他们以旧工会为基础成立了上海工人福利委员会，这是政府最重要的一项重组工作。另一个规模较小的政府工会是齐元普（音）和吴广元（音）成立的工人救助会。1948年8月，上海制定了第二次紧急经济改革计划，政府建立了由年轻工人组成的大上海青年服务团，协助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志愿调查大队实施改革计划。

在上海，工人福利委员会在政府的授意下进行了许多活动。政府在其他城市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只是这些策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施还不得而知。在上海，工福会的成员被派往各区和各个工厂，劝说工人中的上层人员，诸如工头、文职人员、工会领袖、年轻的积极分子加入协会。周学湘回到卷烟厂后，立刻恢复了他原来在工人中的影响力。周恢复并发展了战前的工会组织“励社”，并在该组织的基础上创立了烟草工人福利会。通过这种方式，周将上海市各个卷烟厂工会的领导者组织在一起，一共超过了200人。这些人随后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组织工作，目的是让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工会组织和护工队。上海成立了许多这样的护工队，它们通常是由工人福利会的干部领导的。

上海仿照南京的中央培训机构建立了一家社工培训学校。参加培训的工人必须加入国民党。培训结束后，学员们会被任命为工福会一级、二级或三级干部。福利会会向更重要的工厂——即工人运动活跃的工厂——的工会派遣自己的“秘书”，让他们观察并报告工会领导和工人的活动。许多工厂都有工福会安插的秘密特工和调查组，他们的任务包括：收集工人中左翼分子的情报，列出“危险分子的名单”，等等。

还有许多其他的工人组织，它们都和政府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些组织包括由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骁风社、军队控制的协一社、南京“某部门”控制的兴盛社以及兴中学会。其中一些是小规模、组织严密的团体，其他一些则是有大量会员的互助性质的协会。国民党在工会的组织上付出了如此大的努力，以至于在一家工人运动特别活跃的企业大隆机械厂，出现了10个不同的亲政府的社团和组织。[29]

然而，工会组织的庞大数量并不表示工人是支持政府的。一份解放后的资料显示，国民党的护厂护工队的名单通常是事先定好的，而不是由工人自己决定的。表示异议的工人会被当作亲共分子。工人们有时会受骗加入这类组织。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几个纺织女工以为她们要加入一个社会组织，她们缴纳了会费，但并没有仔细读她们领到的入会手册上的内容。她们后来才吃惊地发现自己加入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一些工人则在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了这些组织，他们这么做是希望保住自己的工作。政府引诱工人的条件有：如果他们加入组织，将可免于入伍；一旦他们的工厂举行了罢工，他们将不会被捕；他们将成为工厂重要干部，还能携带武器。上海有1.5万工人加入了护厂小组，但在这些工人中，被政府视做“骨干力量”的最多只有几百人。同一份资料来源说，尽管国民党在这一时期做了种种努力，但它“从未能够真正在上海工人中间扎根并有效地控制他们”。[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