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内战的世界（第7/13页）

罗尔斯的这些课程中，内战至少在澄清人道主义干预的限制方面提供了暂时的帮助，对于阐明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的各种情况的不同之处也有所裨益。对于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来说，几年之后，当他试图定义他所说的“权力的物理属性”时，内战更是大有帮助。在巴黎著名的法兰西学院担任教职的每一年，福柯都要开设一门关于他正在做的研究的公开课。在1973年，他开设一门课程名叫“惩罚的社会”（La société punitive），这一主题将成为他对于现代权力体系概念的核心。如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许多欧美评论家一样，福柯发现内战“在哲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上，都是一个发展不完善的概念”，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分析都将内战视为他所说的“是意外的，是非正常的……理论上和实践中的畸形怪物”。[40]以特有的理论功底和史学方面的胆识，福柯提出，要了解权力，内战不是边缘的或不相关的主题，而是所有权力斗争的核心，因此他建议将内战从边缘拉回研究的中心。[41]

福柯在1973年的课堂上对内战所做的令人惊叹的论述，提出了与标准的历史记录截然相反的观点，非常富有启发性。第一，他认为内战不应该被视为霍布斯的《利维坦》中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福柯认为内战反而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的对立面。第二，他反驳了因为内战代表了权力的瓦解和分崩离析，就将内战视为权力的对立物的假定；他认为内战实际上是权力的完美典型，政治就是内战的另一种形式。第三，他认为，在欧洲从早期现代的宗教战争和专制君主的继承者战争向一个更加稳定的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内战并没有逐渐在欧洲消失。人类从未由内战时代向革命时代逐渐演变；内战反而一直是福柯所称的“规训社会”的基础特征，在“规训社会”中权力体系一直在塑造着人类。

在批评霍布斯和他的信徒们将内战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混为一谈时，福柯说道，这两者的区别其实大得不能再大了。在它们的特征上（一个是集体性的，一个是单独的），在它们的动机上，以及十分关键的，在它们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中，是国家建立起来的先决和必要条件，而内战标志着国家权力的崩塌，主权本身的解体。[42]内战的方向是抓住或者转移权力，因此“在权力的舞台上呈现出来”。它常伴权力左右，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得日常的权力行使都像是一次内战。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将克劳塞维茨著名的格言稍做改动来总结他的观点——虽然后者绝不会同意这种改动——“政治是内战的延续”。[43]

当罗尔斯和福柯专注于内战的理论时，社会科学家们，尤其是在美国，已经开始了一场将持续几十年的努力，来提出一个可操作的定义。创新的主要考验，来自密歇根大学的战争数据库。这是以经验为依据的社会科学，通过收集和分析自1816年以来的战争数据，来衡量全球冲突的最系统性的尝试。最开始，主要的工作集中于国家之间的战争，和之前研究冲突的其他项目一样，例如美国政治学者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的《战争研究》（A Study of War，1942）和古怪的英国气象学家刘易斯·弗里·理查森（Lewis Fry Richardson）的《致命争吵的统计数字》（Statistics of Deadly Quarrels，1960）。[44]但是不能一直将内部战争从国际战争中分离出来，因为，正如战争数据库的牵头人所说的：“内战、叛乱以及外国干涉的新闻霸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闻头条，而且在当今国际上，它们扮演着和传统的国家间战争同等重要的角色。”[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