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西线无战事”：欧洲第二战场始末（第13/17页）

然而，看清楚了这是战争转折点的英、美两国领导人，尤其是丘吉尔，这时的心情其实是很复杂的。让他们更忧虑的已不是如何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而是打败法西斯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世界政治格局，他们担心苏联会变得过于强大，担心那个他们当年未能扼杀在摇篮里的“红色幽灵”会在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地方作祟。于是，已经从1941年推延到1942年，又推到1943年的开辟第二战场的事，再次被推延。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还在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丘吉尔对支援苏联表现得异常积极而且绝非“表演”的时候，他的一位重要阁僚、1941年5月1日接替比弗布鲁克担任飞机生产大臣的约翰·摩尔-布拉巴宗（John Theodore Cuthbert Moore-Brabazon，1884—1964）就说：“让德国和苏联两败俱伤，战争结束时英国将成为欧洲局势的主宰者。”此人后来因为在英苏关系上一再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不得不于1942年2月22日辞职。在大西洋对岸，1941年6月24日，也就是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第三天，《纽约时报》报道了当时还是密苏里州参议员的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1972）的一篇谈话，其中有一段话清晰表露出西方各国的指导方针：

如果我们看到德国打胜仗，我们就得帮助俄国；如果俄国打胜仗，我们就得帮助德国。让他们互相厮杀，杀得越厉害越好。

由于有充分理由相信“西线无战事”的状况在整个1943年仍将持续，希特勒决定在苏联战场实施曼施坦因元帅制定的“堡垒行动”，这样就有了从1943年7月5日开始的库尔斯克战役。那是德军在苏联战场上最后一次主动发起进攻，此后战争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苏联手里了。这时，迟迟拒不开辟拟议已久的欧洲第二战场的英、美两国，正加紧筹划在北非、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乃至东欧的行动。他们认为，从意大利北上，可以比苏联更快进攻到维也纳；从巴尔干半岛北上，可以抢先控制东欧。这样就有了与库尔斯克战役基本同时（1943年7月9日—8月17日）的西西里岛战役。由意大利将军阿尔弗雷多·古佐尼（Alfredo Guzzoni，1877—1965）指挥的西西里40万守军，超过36万是意大利军队，其中还包括海岸警备队、港口守卫队等非正规部队。7月25日墨索里尼被国王免去首相职务并被软禁，意大利政局陷入混乱。新任首相佩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1871—1956）—面表示将继续做德国的盟友，一面却和英、美秘密谈判停战事宜。意大利军队战斗力本来就不强，在这样情况下的斗志如何，不言自明。德军也只做了有限抵抗，大部分撤回亚平宁半岛。由于对手的“不抵抗”，此役自然取得了如丘吉尔所宣传的“辉煌”战果。

代号“四分仪”的英美首脑会议，于1943年8月17—24日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通常称为“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因为1944年9月又有一次。罗斯福、丘吉尔分别率领两国三军参谋长与会，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1874—1950）也参加了部分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受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却没有邀请苏联领导人与会，甚至没有让苏联驻美大使就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英美双方都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美国军方领导人认为，与任何其他行动相比，在法国西海岸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行动”应该无条件地占有优先地位，并且建议将行动日期定在1944年5月1日。这与英国意见相左，为什么会这样？看看罗斯福总统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为会议准备的文件《俄国的地位》便会明白：

因为俄国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应当全力援助它，尽一切努力同它搞好关系。而且轴心国失败后，它无疑将在欧洲具有极大影响力，这就更有必要保持和发展同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