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亲情与爱情（第7/10页）

昆明城那时混乱一片，到处戒严，人们狼奔豕突、夺路逃亡。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以及桥梁路口，都有宪兵和军警把守，你至少得有五六张以上的关防签章才过得了这些关卡。舒淑雅的父亲是为法国人做事的，事情就简单得多，拿着法国领事馆签发的批文，全家人一路畅通无阻地就到了火车站。

每过一道关卡，舒淑雅都在混乱的人群中举目张望。她希望戏剧化的一幕出现——赵迅拨开拥挤的人群，打倒阻拦的士兵，如一个战神一般冲到她的面前。如果真是这样，她会扑到他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他，一生一世也不放手。

但是，直到开往滇南的火车一声悲鸣，舒淑雅也没有在人头攒动的站台上看到那个她熟悉的身影。火车驶出战火纷飞的家园，缓慢地爬行在红土高原上，将眷念的目光越拉越长，越走越沉重，仿佛载不动这乱世情缘。一直到皱纹爬上曾经青春靓丽的面容，白发如霜降般撒满曾经骄傲的头颅，舒淑雅也不会忘记昆明火车站那混乱中痛到骨头里的失望。

“你不知道，其实我已经过了很多关卡了。警察局的，稽查处的，城防司令部的，侦缉队的，战时特别通勤处的，甚至宪兵团的。”赵广陵说到此时也有些激动起来了，仿佛刚刚冲过一道关卡。

“宪兵把守的地方是到火车站的最后一道关卡，那你为什么不在站台上？”舒淑雅抓紧了自己的酒杯脚，仿佛随时要向赵广陵的头上砸过去。

赵广陵那时离站台也就约三百米，但那是他一生也无法逾越的距离。这就是他的命。他已经听得见火车催促人们赶快上车前的鸣叫，听得见蒸汽机车蓄势待发时的咆哮。他手上的特别通行证来自于省党通局特派员钱基瑞。我们不会忘记这个中统特务，文化刽子手，但我们也不会忘记他也毕业于西南联大。在大厦将倾时，他知道自己作为这栋大厦的维护者在劫难逃，但他的最后一点良知还让他面对自己学兄的恳求时，人性回归，悲悯重现。赵广陵还记得他对自己最后的话是：迅兄，逃亡是下一次胜利的开始。共产党曾经就是这样，现在轮到国民党了。

可对赵广陵来说，这是人生失败的开始。他在火车站的候车楼前忽然被一辆维斯利敞篷吉普车横在前面挡住了去路。尖锐的急刹车声如一把锋利的刀子，一刀斩断了赵广陵急迫地想追随舒菲菲而去、不要话剧而要爱情的一腔情怀。一个中校军官从驾驶副座上跳下来，高声叫道：

“廖志弘营长，往哪里走啊？”

“廖志弘”这个名字在从内战前线回来以后，就再没有人这样叫了（尽管他那个时候叫赵迅）。他惊得浑身一个激灵，更让他差不多要瘫倒的，是吉普车后排座上那个神情冷峻的陆军中将。他不无温情地问：

“兄弟，别来无恙？”

重新被叫作“廖志弘营长”的赵广陵就像被使了定身法一样，再也迈不动脚步。他不知道怎么就上了第8军军长李弥的座车。李弥一手搂着他的肩，一手握住他的手，说我找了你好久。你这条云南汉子，现在过得怎么样？赵广陵忙说，军长，我不是廖志弘，我是赵迅。我是赵广陵。李弥哈哈大笑，我才不管你叫什么呢？我只认得你脸上为我留下的伤疤，只认得我们是生死兄弟。跟我走吧，好兄弟。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的483团还差一个上校团长，你去干吧。

战争打到随便在大街上抓一个人来就可以当团长了，这仗还能打吗？尽管赵广陵说了，我不想打内战；他也说了，我要去找我的爱人，她就在火车上等着我。赵广陵还说了，我这些年不指挥部队了，我当导演，只会指导那些演员演戏。但李弥一句说就给他挡回去了，“还有比战争更精彩的人生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