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横扫塞班（第13/54页）

我们中间，留下了三百名澳军战俘在新加坡扫马路，另外，五百名英军军官被押送回日本本国，后来才知道是到东京有乐町去掏下水道。日本人那种变态的报复心理和虐待狂，完全蔑视人类的起码尊严和道德。也许，这是对西方列强入侵亚洲的一种畸形的历史嘲弄，我们当初不也是把暴动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用大炮轰成碎片吗。我们伙同其他列强打入中国的京城，随意烧杀，又何曾把他们当成人来看待过呢！历史就让它过去吧，世界上，象日本军队这样残暴地迫害战俘，我不知道是否还能找出先例来。他们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食人恶魔。

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没有任何理由地被放出去，也不问姓名、军阶和文化，就用铁丝把手反绑起来。由于有两名军官企图逃跑，剩下的人就全被用铁丝穿透了锁骨。这一长串“白奴”被押到巴耶律巴的一片树林中，铁丝的两端扎在两棵距离很远的树上。然后，被日本新兵当作活靶用刺刀挑。凄厉的哀号震动了树林，战俘们全被活活地开脖破肚。一批亚洲人战俘被赶来挖坑，把惨不忍睹的尸体掩埋起来。这情景是一位挖坑的马来战俘告诉我的。

还有一些人，被送到宪兵队，受尽酷刑，许多刑罚只有日本人的变态心理才能想得出来。我真不想再去回忆那些痛苦的往事，每提一件，我就想呕吐，日本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凶暴的人种。

等这些凶残的欲望都发泄够了，我们这些人被装上火车。我在“剑鱼”号上得知美军战俘在菲律宾有过一次恶名昭著的“死亡行军”，那我们这些人坐的就是“死亡列车”了。行前，我们大部分被关在学校改成的临时集中营里，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张其战俘营。即使经过了几次秘密和公开的屠杀，战俘的人数尚有八万之多。其中一半是英国和澳大利亚人，其余是印度人和马来人，还有少数华人。后来，我才听说日方最初打算把我们饿死病死三分之一，因为要修铁路，才临时改变了主意。就这样，临上火车前，战俘营中几乎得不到食物和药品，伤兵和病兵大多已经死去，营房里粪尿遍地，臭气冲天。蚊虫、跳蚤、虱子群起而攻之，连喝的水也是腥臭的泥汤，洗脸洗澡就更不用提了。我们向日本看守提出抗议，他说：“谁让你们在新加坡没修足够的监狱。”另一个日军军官蔑视地说：“作为一个军人，应该光荣地死在战场上，只有胆小鬼才投降，投降的都是劣质的官兵，有如蛆虫，我们不知道怎样处理你们这些蛆虫。”

押送我们的火车是载货的闷罐子车。大门关闭，只开两扇三平方英尺的窗口。每节四十英尺长的车厢里要挤三四万人。每个人甚至不能坐下来。铁门一关，稀薄的空气立刻使我们晕眩了。每到一站，我们都要把几具尸体丢出去，否则，我们全车人都会被熏死。我从史书中读过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贩奴船，我们恐怕连那些奴隶都比不上。我们这些“牲口”在车厢中奄奄待毙。没有食物和水，马来半岛的骄阳似火，车厢闷热得像蒸汽锅炉。我们祈祷上帝，让我们死去吧，我们犯了什么大罪，应受这等的痛苦！这时候，有一个人喊起来：“朋友们，忍耐下去，坚持住，我们一定要活到复仇的一天。英国之狮没有死，我们一定要杀光这些日本王八蛋！”

大家从绝望中挣扎起来。讲话的人我认识，是三营的邓肯中校。我们猛然清醒，还没有到上帝招我们上天国的时候。我们振作起来，有人开始声音吵哑地唱一支歌。邓肯中校劝人们别光活动，因为氧气很有限。他自然成了我们这个车厢的核心人物。他是苏格兰高地人，坚毅不拔，无所畏惧，很受士兵们的崇拜。人们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