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第13/28页）

虽然，罗玛莉有时候狂热得近乎危险，但我的确佩服她的勇气和机智。

保罗到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吃过点心后，坚持要去波茨坦一趟，让梅勒妮和戈特弗里德知道朋友们一定会支持到底。我们很晚才抵达，只有奥托和罗玛莉在家。我们坐了一个小时左右，才搭最后一班火车回城。一路上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好几次趁火车进站走到月台上呕吐，保罗极有耐性地陪在旁边。或许是我的身体终于开始对这几天紧张的情绪起了反应。

保罗给了我极大的支持，他一如往常，沉静且讲求实际。他说得没错，现在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结局，我们爱莫能助。兵变既然失败，所有涉案的人当然必须付出代价。这样反而给了纳粹一个大好机会，除去他们向来最痛恨又畏惧的人。

保罗现在总是随身带根手杖，那是他祖先梅特涅首相留下来的遗物。但保罗并不习惯用手杖，所以时常被绊倒。那根手杖看起来很轻，外面包着一层木质，其实是用铁做的，非常沉重，若掉到地上，就跟发射手枪一样响。我第一次听到时吓得跳了起来。保罗说若必要，他会用它。

另外一名参与密谋的关键人物崔斯考少将在兵变失败后自杀。死前留言：“我们都没有权利抱怨，无论是谁，参与了反抗活动就等于已破釜沉舟。然而一个男人真正的价值，正决定于他是否随时准备为自己的信仰牺牲。”

8月1日，星期二

保罗·梅特涅今早离开。现在他已知道一切，催促我赶快请医生建议的病假，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家人相聚。由于听说初次审判要等到三个星期后才开庭，我决定听他的话。

奥托·俾斯麦来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午餐，他已用尽各种办法想帮助戈特弗里德，但直到目前为止，他和梅勒妮还没见到任何一位在台上的人。他们通过盖世太保送食物进去，却不知道他拿到了没有。亚历克斯·韦特送了一个皮箱进去给亚当·特罗特，我们也不知道结果如何。

晚上我和珀西·弗雷在废墟见面，讨论各种逃亡的可能。罗玛莉·舍恩贝格一直想说服珀西替那些成功逃脱的人弄到瑞士签证。梅勒妮的姐姐，爱丽丝·霍约斯也从维也纳赶来，帮忙打听他们到底被关在哪个监狱里。

然后珀西载我去万湖。墨索里尼的大使安富索邀请奥托和我去他那里晚餐。只有安富索和他的新婚太太在家；她是个漂亮的匈牙利女孩，名叫内丽·塔斯纳蒂，有点像塔蒂阿娜，不过是金发。

之前我没有机会问奥托是否打算提戈特弗里德的事，但很快便看出来他不打算谈。其实我有点惊讶，因为他和安富索算是很好的朋友；不过，安富索也是在墨索里尼垮台之后，少数还对他效忠的意大利大使；我尊敬他这一点。吃过晚餐后，我们坐着聊天。安富索一直谈论“炸弹事件”，因为那件事刚发生过后，他便陪同墨索里尼去拉斯滕堡做官方访问。他说那天晚上希特勒是唯一还保持镇静的人，其他的随从仍显得十分混乱。安富索开玩笑说，一开始他自己也如坐针毡，因为他怕刺客是支持巴多格里奥的意大利人，后来听说是德国人自己干的，才大松一口气。他不断讲俏皮话；奥托和我努力装着一副满不在乎甚至还觉得好笑的样子。

我们很早便告辞。奥托自己开车，叫他的司机坐后座，然后用英语问我最近有没有见到罗玛莉，因为梅勒妮今天晚上也在波茨坦被捕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去官邸逮捕她；当时她还住在那里，因为戈特弗里德仍是名义上的地方首长。他们搜了房子，不过没搜花园；感谢上帝！幸好罗玛莉已搬去阿德隆旅馆。奥托相信下一个被逮捕的亲属一定会是她，他要我陪他去阿德隆，如果警方已在那里等候，我可以通知他留在弗利德利斯鲁的太太安·玛莉。回到旅馆时已过午夜，奥托小心检查过前厅和信箱，然后问工作人员有没有人找他；一切似乎还好！我们约好明天早上10点由我打电话给他，如果听说他出去了，就等于出了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