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第8/24页）

9月12日，星期日

今晚收音机突然播放法西斯意大利的国歌《青年之歌》，接着宣布德国伞兵已将墨索里尼从阿布鲁齐山中的大萨索山牢狱里搭救出来，正在前往柏林途中。我们都惊呆了。

党卫军伞兵在斯科尔兹内中校的领导下，发动了一次大胆的突袭行动，驾滑翔机降落在大萨索山牢狱的屋顶上，救出墨索里尼，然后带着他飞回德国。墨索里尼召集残余分子在意大利北部设立新法西斯政府“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首都设在萨罗。

9月15日，星期三

单独和奥托及戈特弗里德·俾斯麦晚餐；前者告诉我们许多罗马生活故事。安富索显然已表态支持墨索里尼（他是齐亚诺的前内阁总理），但大部分的法西斯权贵一见墨索里尼失势，纷纷背叛了他。

9月16日，星期四

乔吉从巴黎写信来，附上一束白穗——那是一枚炸弹落在他公寓附近后，他房内一扇窗仅剩下的残骸。

盟军于9月3日空袭巴黎，造成110人死亡。

稍晚我骑自行车去万湖见瑞士红十字会代表马蒂博士，他和母亲合作安排援助苏联战俘。我去的时间刚好，他正准备明天启程回瑞士。

墨索里尼在收音机里说了一大段话，我几乎全听得懂。

9月19日，星期日

“德国军官联合会”从莫斯科广播向德国公众求援的呼吁，连署人包括好几位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将军。

柯尼希斯瓦特　9月28日，星期二

我决定度个小假，来探望父母和塔蒂阿娜。后者看起来好多了。和母亲一起散长步，她坚持要我辞职，搬到乡间和他们一起住。她不懂为什么这个办法行不通，因为如果那样，我马上就会被分派去军需品工厂工作。连续两晚和塔蒂阿娜睡，聊个过瘾。

柏林　10月4日，星期一

和兰曹、冯·哈塞尔大使及他的儿子午餐。回办公室时，兰曹接到“上级”警告——我们在办公时间外的聚会引起许多人不满！

10月5日，星期二

和菲利普·德·旺德夫尔及另外一位法国男孩休伯特·诺尔一起去听一场匈牙利的演奏会。休伯特虽被派来德国劳动，却设法弄到一张医生证明，说他半聋。现在正准备回法国。

10月7日，星期四

去高尔夫俱乐部和朋友吃午餐，再赶回来，因为我和菲利普·德·旺德夫尔约好，要陪他去安全局总部（盖世太保只是该局的一部分）。他刚听说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一位法国银行家的儿子让·加亚尔在企图越过边境进入西班牙时，在佩皮尼昂附近被捕，结果被送到贡比涅的集中营里，身上还穿着被捕时的网球衫及短裤。他设法通知了未婚妻，但后来再也没有下文，只知道他被塞进一节密闭的货车车厢里，开往奥拉宁堡，那是柏林城外一个非常可怕的集中营。我们计划装傻，问些天真的问题，把安全局的官员当成普通机关的官员。我打算用外交部——真是讽刺——的关系去说情。我们甚至想好要求他们准许我们寄些食物和衣物给加亚尔。为了怕自己一去不返，我通知了罗玛莉·舍恩贝格我们的去处。

进入城外那栋四周围满铁丝网的巨大建筑后，他们先取走我不知发了什么疯随身带着的照相机，然后把我们交给一连串官员，像踢皮球似地把我们踢来踢去，每次都得重新仔细交代一遍身份。他们问我为什么对这个人感兴趣，我说菲利普是我表弟。我们在那里待了整整三个小时，却毫无斩获。他们甚至故意施恩似地去查最近抵达奥拉宁堡的名单，找不到加亚尔！最后建议菲利普亲自去奥拉宁堡询问。离开后我求他别去，因为他一定也会被关起来。安全局里的人不断记录我们的特征，这时突然有人打电话找我，原来是罗玛莉；“你还活着吗？”我很快说是，便挂了电话。离开时，我们俩都垂头丧气，连眼皮都不敢抬；到处只见枪杆、黑色制服和表情阴沉的脸孔。能再度走到外面被炸得一塌糊涂的街道上，感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