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第2/5页）

“老寡头派”这样的人的愿望是，他们的国家能成为一个“欧诺弥亚”。这是斯巴达人给他们的政体取的名字，品达也用这个说法来称呼科林斯的寡头政权。在这样的政体下，最优秀和最有资格的人制定法律，好人惩罚坏人；好人“不会允许疯子出席议事会或者在公民大会发言。但由于这些好的措施，人们当然会陷入奴役”（1.9）。作者希望群众通过奋斗来保持民主制这种“恶政”，因为这对他们有好处。“但任何更愿意居住在寡头制城市而不是民主制城市的人，就要做好变得不道德的准备，因为他们知道，坏人在民主制城市比在寡头制城市更容易潜伏、不引人注意”（2.19）。不足为奇的是，抱有这种信仰的人将把推翻民主制视为道德义务。

民主制与战争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对民主制的敌视不仅仅是哲学思考，还变成了实际问题。漫长的战争、苦难和匮乏，无法赢得决定性胜利的所有战略，以及西西里岛灾难，人们很容易将这些归罪于政权的性质和领导政府的人。雅典长期缺少像客蒙和伯里克利那样强势且受尊重的贵族领导人，也缺乏民主制和反对者之间的缓冲地带。前411年，领导权的真空似乎增加了政治俱乐部的权力，这些俱乐部在雅典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增加了民主制敌人的力量。这些倶乐部的成员和其他有产阶级人士为了维持战争，承担了史无前例的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在战争期间，纳税人群体也萎缩了不少，从战前的大约2.5万名成年男子减少到战争后期的约9000人。

到前411年时，许多雅典人（不仅仅是寡头派）开始考虑对民主制进行一些改良，甚至改换政权。此项运动的肇始者是流亡海外的亚西比德。和以往一样，他这么做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出于个人私利。他非常精明地认识到，提萨弗涅斯对他的保护是转瞬即逝的，他们发生利益分歧只是时间问题。亚西比德不可能返回阿基斯二世统治下的斯巴达，所以他准备利用他对提萨弗涅斯的暂时影响力，赢得安全返回雅典的机会。

亚西比德的第一个步骤是与萨摩斯岛上“最重要的雅典人”（可能是将军、三列桨座战船船长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在“精英人士”（8.47.2）面前提到他的名字，并告诉他们如果“精英人士”愿意以寡头统治取代民主制，那么他将返回雅典，并带来提萨弗涅斯的支持。这个计谋奏效了，“因为在萨摩斯岛的雅典士兵感到，亚西比德确实能对提萨弗涅斯产生影响”（8.47.2），于是开始通过使者与亚西比德对话。修昔底德有一段非常重要但很少引起人们注意的话，他认为寡头派运动的始作俑者是雅典领导人：“即便没有亚西比德的影响和诺言，在萨摩斯岛的三列桨座战船船长们和最显赫的雅典人也热切希望推翻民主制。”（8.47.2）

修昔底德此处说在萨摩斯岛的所有雅典领导人都抱有这样的动机，肯定是错的，因为有一位我们知晓名字的三列桨座战船船长——斯泰里亚的吕库斯之子色拉西布洛斯——从来就不是民主制的敌人。从一开始，萨摩斯人得知有寡头派图谋推翻他们的民主制政权时，便来找色拉西布洛斯和其他人，这些人“似乎始终特别敌视那些密谋者”（8.73.4）。色拉西布洛斯和他的同僚集合起来，保卫萨摩斯民主制政权，镇压了寡头派叛乱。他们迫使所有士兵宣誓忠于民主制。完全支持民主制的军队罢免了将军们，选举了可靠的民主派人士为将军，其中就有色拉西布洛斯。在战争的余下时间里，他一直是一位忠诚的民主派领导人，在战后则是抵抗和最终推翻三十僭主寡头统治、恢复雅典民主制的英雄。如果修昔底德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或者得到的信息有误，那么他在其他地方可能同样是错误的。因此，我们绝不能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他的观点，而需要对每一个事件做出自己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