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战争的第五年。普拉提亚人被审判和处决。科基拉的革命。（第10/13页）

82 这次革命是如此血腥残酷，给人们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它是最早发生的革命之一。后来整个希腊世界可以说都受到震撼，因为民主党人和寡头党人到处都在争斗，民主党的领袖们求助于雅典人，而寡头党人求助于拉栖代梦人。在和平时期，人们没有求助于他们的借口和愿望；但是在战争时期，任何一个党派为了能够伤害敌对的党派，使自己处于相应的有利地位，便总是要听命于某一个同盟，这就为那些想要改变政体的党派提供了求助于异邦人的机遇。［2］在各城邦中，这种革命常常导致许多可怕的灾殃，正如现在已发生的那样，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灾殃将来永远都会发生的，尽管依照不同的情况，情形各异，或者采取较为残酷的形式，或者采取较为温和的形式。在和平繁荣的时候，城邦和个人所采取的行动，其动机都比较纯正，因为他们没有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去做那些他们所不愿意去做的事。但是，战争使他们不易得到日常所需，战争是一个粗暴的教师，它使大多数人的性情随着境遇的变化而变化。［3］这样，一个城邦接着一个城邦发生了革命，在革命发生最晚的地方，因为他们知道其他地方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又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更为出格的暴行，表现在夺取政权时更加阴险狡诈，报复政敌时更加残忍无忌。［4］常用词句的含义不得不加以改变，而采用现在所赋予它们的意义。过去被认为是不顾一切的鲁莽之举，现在被认为是一个忠诚的同盟者所必备的勇气；谨慎周到的等待时机，被看作懦弱的代名词；中庸之道被视为缺乏男儿气概的表现；一个人能够从各方面考虑问题，就表示他是一个在行动上拙劣无能的人。疯狂的暴虐变成了男儿气概的标志；耍阴谋搞诡计变成了合法自卫的手段；［5］夸夸其谈的人总是被信任，而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耍阴谋成功表明一个人头脑精明，而识破阴谋则表明他更加精明。但是不想做这两种事情[59]的人就被认为是分裂你自己的党派，害怕反对党。总之，先发制人，以制止那些将要作恶的人和揭发无意作恶的人，都同样地受到鼓励。［6］以致血亲关系不如党派关系牢固，因为以党派关系组织起来的人随时准备赴汤蹈火而在所不辞。这些党派组织的目的不是为了享受现行宪法的利益，而是决意要推翻现行宪法；这些党派的成员彼此间的信任，不是有赖于任何信仰的约束力，而是因为他们是作恶的同伙。［7］反对派的合理的建议，执政党不会宽容地予以接受，反而对它加以猜疑和防范。复仇比自卫更重要。两个党派相互保证的誓言，只是为了应付双方当中的一方所遭遇到的暂时的困难，只有在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应付的时候，这种誓言才能保持它的效力。但一旦机遇出现，首先大胆地抓住这个机遇的人，会趁敌不备，落井下石；他认为这种背信弃义的报复比公开的进攻更为得心应手，而且这样做比较安全；同时，一旦反叛成功，会使他赢得智谋超群的美名。的确，人们普遍地认为行凶作恶比单纯诚实更为聪明，他们以具有第一种品质而自豪，以具有第二种品质为耻辱。

［8］由于贪欲和野心所引起的对权力的追求是所有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一旦党派斗争爆发的时候，激情所引发的暴行也就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城邦的领袖们都有极其美妙动听的纲领：一方面高喊民众应在政治上平等[60]，另一方面又主张实行稳健的贵族政治[61]，他们打着为公众谋福利的幌子，事实上是为自己牟取私利。为了在斗争中赢得优势，他们不择手段，不惜采取最可怕的行动；在他们的报复行动中，甚至采取更加过激的行为。他们既不顾及正义与否，也不顾及城邦的利益，他们唯一的行为标准就是他们自己党派一时的任性，因而他们随时准备利用不合法的裁决来处罚他们的敌人，或者用暴力夺取政权，以发泄他们一时的仇恨。结果，虽然双方处心积虑所追求的都不是正义的目标，但是那些利用美妙的言辞来实现其罪恶的目的的人，却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同时，那些持温和观点的公民们，受到两个极端派的摧残，或者是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斗争，或者是因为人们忌妒他们可能逃脱灾难而幸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