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几个相关问题（第6/8页）

[19] 修昔底德，I. 114；狄奥多拉斯，XII. 7；普鲁塔克：《传记集·伯里克利传》（Lives, Pericles），XXII. 3。

[20] 参阅修昔底德，I. 56—58，65，79；II. 99—101。

[21] 普鲁塔克：《传记集·伯里克利传》，XXIX.1—XXX. 3。相关讨论参阅李艳辉：《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与修昔底德的缄默》，《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作者就修昔底德对此三缄其口的原因所作的分析。“麦加拉禁令”出台的时间虽有争议，但大致应该在公元前433年年底或前432年年初。

[22] 关于那些“被女神诅咒的人”的原委，参阅修昔底德，I. 126—127。

[23] 修昔底德，II. 17，47 — 54，59 — 65；III. 87。参阅N. G. L.哈蒙德：《希腊史》，第351—352页；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卷，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

[24] 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特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442页；普鲁塔克：《传记集·阿里斯提德斯传》（The Parallel Lives, Aristides），XXIV. 3。

[25] 希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宙斯和阿特拉斯的女儿迈亚所生。他是众神的信使，是商旅和使节的保护神。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赫尔墨斯形象是上部雕刻有无须少年的方形石柱。

[26]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VIII. 5。

[27]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III. 1—2。参阅徐松岩：《塞拉麦涅斯与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治》，《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

[28] 关于此后数年战事及战后雅典内部纷争的史实，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1.1—II. 4.43。古代有包括色诺芬在内的多位作家试图接续修氏的著作写作。参阅色诺芬：《希腊史》，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中译本序，第32—33页及附注。

[29] 色诺芬：《希腊史》，I. 6。

[30] 色诺芬：《希腊史》，II. 1；据普鲁塔克《传记集·吕山德传》（Plutarch, Lives, Lysander, XIII. 1）和《阿尔基比阿德斯传》（Plutarch, Lives, Alcibiades, XXVII. 4）说，雅典公民共有3000人；而波桑尼阿斯在《希腊纪行》（IX. 32）中说，约为4000人。

[31] 色诺芬：《希腊史》，II. 2.10—23。

[32] 关于波斯战争结束的时间，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主要有公元前479年和前449年二说。译者更倾向于前一种说法。没有理由认为希罗多德的著作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参阅徐松岩：《希罗多德Historia诸问题刍议》，《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

[33] 如何认识雅典同盟和雅典帝国，学者们意见各异。译者认为雅典与原提洛同盟诸邦的关系的演变，是问题的关键。参阅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徐松岩：《论雅典帝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34] 参阅黄洋：《修昔底德的理性历史建构》，《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6期。

[35] 参阅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徐齐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页。

[36] 现代学者虽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读，但都没有偏离强调人的重要性这个核心意思。参阅修昔底德，I. 143附注。

[37] 参阅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修订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1页。

[38] 值得注意的是，修氏为了强调当代史（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重要性，似乎刻意淡化甚至贬低过去某些历史事件（如波斯战争）的规模和影响力。参阅徐松岩：《关于翻译修昔底德著作的几个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