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第11/15页）

2月3日，诉讼进程照常由人民法庭庭长罗兰德·弗莱斯勒主持。此人精明、能干、言辞锋利。年轻时，他曾是名热情的布尔什维克，因此被希特勒称为“我们的维辛斯基(11)”。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他实践了这一称号。他身兼公诉人与法官二职，对被告嘲笑、攻击、恫吓，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之时，他便扯开嗓子大喊大叫。当他责骂地主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舒曼森时，就连法庭尽头都可以听见他刺耳的声音。但是克莱斯特丝毫未被激怒，反而骄傲地承认，自己一直反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坐在被告席上的其他犯人默默地倾听着，期望自己也能以同样的尊严面对法庭。克莱斯特的回答让弗莱斯勒惊慌失措，突然宣布拒绝受理这一案件，开始审理律师出身的年轻参谋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案。施氏不仅是“七·二〇”阴谋的参与者之一，还曾于1943年3月在希特勒的座机里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不过炸弹没有爆炸。被捕之后，他饱受折磨，但却始终既没有认罪，也没有招出同谋。刽子手们用大棒毒打他，往他的指甲缝里钉进大头针，还把一个布满尖钉的烟囱形状的东西按在他裸露的腿上扎他。

弗莱斯勒挥舞着一个装满施拉布伦多夫罪证的文件夹，对他吼道：“你是个叛徒！”这时，空袭警报响了，审判匆匆中止。囚犯们被戴上手铐脚镣，集合起来押送进了一个防空洞。弗莱斯勒也进去了。大约两万五千英尺的高空中，美国第八航空队的上千架“空中堡垒”开始投掷炸弹。施拉布伦多夫听见一声震耳欲聋的重击，确信这就是“世界末日”。而当烟尘散尽之后，他看见原来是一根大梁掉了下来，压在弗莱斯勒和另一个审判员身上。医生被叫来了，但是弗莱斯勒已经死了。施拉布伦多夫看见了无生气的弗莱斯勒仍然紧紧攥着他的罪证材料，心头涌上了一股苦涩的胜利感。他对自己说：“上帝的方式如此神奇。我是被告，他是法官。现在，他死了，我活着。”

盖世太保把施拉布伦多夫、克莱斯特和另一名被告推搡出了防空洞，押进一辆小汽车，送往盖世太保的监狱。这时刚过正午，但天空却已被烟尘染得一片昏暗。到处都着了火，就连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9号的盖世太保大楼——他们的目的地——也在熊熊燃烧。不过防空洞只受到了轻微的损坏。施拉布伦多夫从另一个犯人威廉·卡纳里斯身边走过时，对他喊道：“弗莱斯勒死了！”卡纳里斯是最高统帅部情报处以前的负责人，一直策划反对希特勒。

这一好消息迅速在犯人中间传遍了——其中包括前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上将和军事检察官卡尔·沙克。幸运眷顾了大家，在下一次开庭之前，盟军便将解救他们。

7

在里瓦几亚宫，从不相信德国有强有力的地下组织的罗斯福，为即将召开的会议平静地准备了一夜。次日清晨，在一个朝着大海的阳台上，他会见了自己的军事顾问们，就下午的首次三巨头会议做了最后一次商讨。海军上将威廉·莱希说，他们全都认为，应该允许艾森豪威尔直接与苏联总参谋部沟通。马歇尔指出，像英国人所坚持的那样，事事经过联合参谋部，已经不再可行——这样会浪费过多时间，而眼下俄国人距柏林仅余四十英里。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将要离去时，大使哈里曼和斯退丁纽斯与国务院的三名官员一起来到了阳台上。这三名官员是：弗里曼·“道克”·马修斯、查尔斯·“奇普”·波伦和阿尔杰·希斯。斯退丁纽斯力劝参谋长们留下，听听国务院的外交立场。在马修斯频繁的提示和建议下，斯退丁纽斯列举了他认为三巨头应该考虑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波兰问题、联合国组织的建立、对德国的处置、对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分歧的解决。唯一没有参与讨论的是希斯(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