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基础与原理远程作战与海上远征（第11/12页）

只要法国在地中海拥有一支13艘[4]战列舰组成的舰队[5]，纳尔逊就必须密切监视数个重要目标。这些目标为：四个港口，敌人通往埃及的交通线，英国的盟邦，法国的舰队。毫无疑问，纳尔逊的天才必定使他扑向敌人舰队，这也是当时战略形势下的关键所在。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纳尔逊，即使是纳尔逊在未发现和击溃敌人舰队前，也无法有效阻断敌人的交通。尼罗河之战后，纳尔逊的舰队分散了，有的在那不勒斯，有的在马耳他，有的在直布罗陀，有的位于亚历山大港外。这样的分散表明形势之危急，如果法国的13艘战列舰都集中在科孚岛，则纳尔逊的分散兵力简直就是大错特错。幸亏敌人的舰队不足为虑，所以上述每支英国分遣队都在选定的位置上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毫发无伤。

一旦法国舰队集中停留在亚历山大港，纳尔逊的任务就非常简单了。他只需要封锁该港就能切断法国的交通，他也不用再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担忧。英国舰队部署在法国可能派出的任何增援的必经之路上，土伦就失去其主要作用，而纳尔逊也可以从14艘军舰中抽出2艘来封锁马耳他。在亚历山大港，法国舰队只有在水深足够时，通过狭窄的航道驶出，使其在战术上处于不利，它必须以纵队出港，面对强敌，先头舰船就会受严重损伤。

可能也有人反对，认为法国舰队素质低下，即使派分遣队游弋牵制，其结局也可能不会太好。这种看法是有些依据，而且还有我未提到的政治上和执行上的理由。但是我引用本实例，只是为阐明战略，所以对这些考虑不予理会，就如研究抽象的军事问题时，可以假定等同就是数量的等同为依据一样。只有空谈理论的人，才会否认环境可以有力地修正原理的运用。然而，在众多实例中除掉特殊条件，总结出原理，才会形成所有实例的共同真理。

如果法国海军像我说的那样部署，则可能对纳尔逊产生影响。但是，这也只是后人观察前人时的“事后聪明”罢了。纳尔逊一度晕头转向，因为他第一次赶到亚历山大不见法国人踪影，他也曾极度忧郁地谈起自己的身体状况，并将其归咎于“焦虑热”。如今我们可以将这些意外情况一笔带过，但是不要忘了这位伟大统帅对意外事件是如何深感焦虑的。我们还可以说，如果纳尔逊搜寻法国舰队两次落空，或者费时太久，他也可能被免职，他的第一次失败已经令人议论纷纷了，而那时还没有一名将领能带领英国舰队同势均力敌的法国舰队周旋。内皮尔曾估计，拿破仑在战场上可抵三万军队，那么在对付敌人舰队方面，纳尔逊可抵三艘战列舰的增援部队。法国舰队只要能成功地躲开追击并造成恐惧，就可使英国失去其极为伟大的海上指挥官。

有意思的是，赫摩克拉底的方针原理与某些陆战战例完全相同。1794年，奥地利、英国、荷兰三国联军，面对法军的胜利挺进，从比利时后撤，之后便各自分兵；英荷联军退向荷兰以掩护荷兰，奥地利则取道日耳曼。若米尼在《共和国之战》一书中指出，假如它们不分兵，而是集中在一个位置上，掩护通往日耳曼的交通并在通往荷兰一线的那一侧靠拢，法军根本不敢越过这一点而将交通暴露于联军的攻击之下。在触及荷兰之前，法国就被迫与敌人在其选定的位置上进行决战。

1800年，拿破仑命令马塞纳将一支守备重兵投入热那亚时，又使用了该原理。当这支守备部队位于奥军交通线翼侧时，奥军不敢越过它，也不敢全力沿里维埃拉河前进攻击法国南部。它被迫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一支庞大的分遣队监视该地，从而影响作战。1808年，约翰·穆尔爵士从葡萄牙向西班牙萨阿贡的进军，再一次体现了这一原理。当时，法国交通受到威胁，拿破仑的进军因而受到影响，延缓了他对西班牙的作战，为奥军赢得了作战时间，拿破仑因而陷入了持久的消耗战中，这对拿破仑的最后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内皮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穆尔无此一举，历史上也不会留下关于他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