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希特勒的思想和第三帝国的根源（第4/22页）

国家同任何固定的经济概念或经济发展都一点没有关系——国家是个种族有机体，而不是个经济组织——一个国家的内在力量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才同所谓经济繁荣同时出现；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只表明一个国家的接近衰亡——普鲁士的经验极其鲜明地表明，只有靠思想力量，而不是靠物质因素，才有可能组成一个国家。只有在思想力量的保护下，经济生活才能繁荣。在德国，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的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且在很短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

因此，正如希特勒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发表的演讲中所说的一样，「没有剑，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工业化。」除了这种含含糊糊、幼稚浅薄的看法和在《我的奋斗》中偶然提到各地成立「经济协会」和「庄园协会」，全国成立一个「中央经济议会」来「管理国民经济」之外，希特勒没有对第三帝国的经济基础表示过什么意见。

国家社会党的名字固然以「社会主义」相标榜，但是他为新德国设计的究竟是何等样的「社会主义」，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就更加含糊不清了。鉴于他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演讲中对「社会主义者」所下的定义，这倒一点也都不使人觉得奇怪。他说：

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于民族福利之上的理想；只要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高出于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之上——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

虽然至少有三个帮手从编辑的角度提供了相当多的意见，甚至进行删改，但是这并不能防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信笔所至，从一个问题忽而转到另一个问题。大部分笔录工作是鲁道夫·赫斯先是在兰德斯堡监狱，后来在伯希特斯加登附近的瓦亨菲尔德别墅担任的，他整理原稿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他没有胆量敢同领袖争论。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伯尔尼哈德·施丹佛尔神父，他原来是希罗尼摩斯派天主教神父，后来成了巴伐利亚出名的反犹新闻记者。关于这个奇特的教士，本书以后还要谈到。他纠正了希特勒的一些语法错误，润色了他的文章，并且删去了一些他使作者相信在政治上是不合宜的章节。第三个顾问是约瑟夫·捷尔内，他有捷克血统，在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工作，他的反犹诗很得希特勒的赏识。在《我的奋斗》第一卷再版时，捷尔内帮了很大的忙，删去了或修改了一些不很得体的字句，他并且仔细校阅了第二卷的清样。

尽管如此，大多数海阔天空的胡扯仍旧原封未动，希特勒坚持要对几乎凡是能够想到的一切问题随心所欲地发表他的高见，这些问题包括文化、教育、戏剧、电影、漫画、艺术、文学、历史、性、婚姻、卖淫制度、梅毒等等。说真的，在梅毒问题上，希特勒居然用了足足十页的篇幅，宣称消灭梅毒是「国家的重要任务，而不仅仅是又一个任务」。为了消灭这种可怕的疾病，希特勒要求动员全国一切宣传力量。他说：「一切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他说，还必须提倡早婚来解决梅毒和卖淫问题，他坚持「结婚本身不应该是目的，它必须为一个更高的目标服务：保种保族并且使之增殖扩大。这才是结婚的意义，才是结婚的任务」。这里已经显露了第三帝国的优生学的苗头。

从《我的奋斗》中提到保种保族的这句话，我们再来谈谈第二个主要的考虑：希特勒的Weltanschauung，他的人生观。有的历史学家，特别是英国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人生观是一种不成熟的达尔文主义，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生观在德国人历史和思想中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像达尔文一样，同时也像一大批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帝王、将军、政治家一样，希特勒认为一切生命都是一场永恒的斗争，世界不过是个适者生存、强者统治的丛林，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