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事顾问端纳（第3/7页）

1934年4月20日，毛泽东就《天羽声明》发表讲话，指出“此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发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号召成立工农学商代表选出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以对抗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委员长的敌人的确太多了！”端纳沉思着说。他盯视着逐渐熄灭下去的炉火，想到去加柴，“共产党的手段的确很高明，他在委员长大军围攻时，提出抗日的主张，这就使委员长处在两难的境地。去打日本吧，必然使共产党猛烈发展，实现他们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如果不打日本先打共军，必然丧失人心，因为目前国人关心的并不是共产与不共产，而是不当亡国奴！”

“那么，日寇在上海进攻时，共匪借机攻打赣南的中心城市赣州，这不是扯住委员长的抗日的后腿吗？他们一边讲抗日，一边打抗日的中央军，”宋美龄由于委屈而变得愤恨了，“可是，怎么没有人责备共产党呢？”

“因为委员长握有中央政权，人们自然把抗日重任放在他的肩上！”端纳解释着，然后思索如何使蒋介石解脱此困境的良策，“啊，这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斗争！非常复杂，非常复杂……”

端纳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已经不止一次地进行排列组合。如果将他多年的思维活动条理出来，那将是非常有趣的。

这种复杂性，可以说世界少有。

端纳的排列组合，是从国民党新军阀长达四年的混战开始的。他以政治家的精明、记者的敏锐和见多识广，对中国的各派势力作过解剖。新军阀混战的四年，给国民党两大真正的敌人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日寇侵略步步深入，而共产党也借机得到了迅猛发展。

这长达四年的混战中，蒋介石首先开始的就是蒋桂战争。

1927年，国民党由汪精卫、蒋介石为了争夺中央政权而发起的“宁汉之争”。当时，雄心勃勃的唐生智以拥汪为号召（端纳注道：拥别人是假，为自己是真），组织“东征军”沿江而下，直逼芜湖，威胁南京，此时，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为争地盘正剑拔弩张。蒋介石面临着两面受敌的危境。他深知三方在交手时应采取的策略，立即宣布下野，抽身东渡，把擂台让给桂、唐去打。于是唐生智的“东征军”和桂系组织的“西征军”为了各自的利益动起干戈，等他们打个两败俱伤之后，蒋再出来收拾残局。

此时，蒋已深谙政治斗争绝无道义可言，只有利益原则，利益相同则合，利益相悖则分。共御外侮是兄弟，阋于墙内是仇敌；昼长必然夜短，利此必然害彼；两雄不能并立，两辩不能相屈。他引桂、唐两军互为鹬蚌。

结果唐生智兵败出走，李宗仁成了武汉的新的统治者。

原来桂、唐两敌，现在火并后变成桂系一个，桂唐结怨。蒋介石便从日本西渡回国，在反桂基础上又与汪精卫合作，通过汪拉拢唐生智，又通过谭延闿拉拢鲁涤平，通过贺耀祖拉拢叶开鑫，把原来的仇敌变为朋友。

端纳在纸上画了个很有趣的公式，以证明蒋介石手段的高超：

唐、桂两军击蒋，

蒋、唐两军击桂。

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其狡诈亦不下于蒋，抢先与唐和平谈判，也像蒋介石一样，消除了蒋、唐两军夹击的危局。

1928年1月，北洋军阀与国民革命军仍旧在津浦线上进行拉锯战。在暂时解决了内部冲突之后，国民党必须集中力量进行“二次北伐”，完成国家统一。蒋介石回南京后复任总司令。为了完成北伐，必须调动各派兵力。若要调动各派兵力，必须进行利益分配，大家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老滑头，谁也不愿为别人火中取栗。蒋介石早已看透，人人都打着三民主义信徒的旗号，心目中真正信仰的上帝是他们本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