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博古叫屈（第2/3页）

想到这些，周恩来当然也感到委屈不平：提前将近半年就做了准备，“无计划，无准备，仓促逃跑”的依据何来？

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指出：

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力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这个指示，在当时来看是灵活的，提出了两种可能，并没有把话说死。敌人的力量固然强大，然而由此而张惶失措是不可取的，应该坚定信心，如果确实难以坚持，战略转移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当时的决策层认为应该争取前者，准备后者，于是采取了第一个战略行动。

7月初，实施战略转移的第一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指示七军团到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分到后方去。

7月7日，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由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率领，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境开进。

（因时机已晚、攻福州失策，暴露出兵力单薄——只有六七千人，没有实现调动敌人的任务，反而削弱了自己，发挥了敌人据有全国兵源的优势，分兵让敌人各个击破。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前，毛泽东曾向粟裕提出类似的外线作战的设想。把敌主力从华中引向江南。粟裕原是七军团参谋长，念及此次教训，便建议歼敌主力于江北。）

7月上旬，国民党经过调整部署后，集中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发动全面进攻。博古、李德为了阻止各个方向上的敌军，以掩护战略转移的准备，只能采取暂时的“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作战方针。周在前线指挥各路红军节节抵御，同敌人打阵地战。这种错误的做法，当时认为是出于不得已。

如果囿于历史传统定论，试想当时应该怎么办？全线撤走，把中区丢给敌人，是不是成了真正的仓促逃跑？结果又将如何？

也许会有更好的办法，可是在当时，由于各种局限，“最高三人团”想不出来。

8月7日，为给中央红军主力探索战略转移与二军团会合的路线，红六军团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在任弼时、萧克等率领下自湘赣苏区突围西征。

周恩来8月18日为《红星》第六十期撰写《新形势与新的胜利》的社论。提出“我们要更坚决地挺进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调动敌人求得整个战略部署的变更，以在运动中消灭白军。

这种大转移的信号已经十分明显了——已经到了近乎泄密的程度了，可见指责“仓促出走”是多么不公。

8月31日，国民党军占领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完全被突破，西线、南线的战局，则更为困难……

9月，准备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军团以及先期出发的红六军团会合。

博古在拟定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干部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未曾与闻。

为进行转移的各项准备，朱德、周恩来、王稼祥、项英等连续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令》等等。

9月间，周恩来和朱德曾主持与陈济棠的停战谈判。10月5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去寻乌同陈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旭初谈判。达成五项决议：可以互借道路，为红军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做了准备。